1963 年九月，我以高分考入上海市长阳中学，并连续三年担任高中四班的班主席。一度被评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
一天放学回家，在江浦路上巧遇一个面熟的同学。她身材纤长、容貌秀丽，一双清澈如水的大眼睛深深地吸引了我。边走边聊，我知道了她叫史雪珍，是我同班同学，又同住控江新村，她四村，我五村，相隔300 米左右。后来，每天早晨，我在她窗下呼唤一声，她就背着书包下楼，然后并肩走上一个多小时到学校。放学后又有说有笑，肩并肩回家。她钢笔汉字写得飘逸潇洒，她的作文充满唯美意象，浓郁情感， 而且朗朗上口。被徐老师数次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念给同学们欣赏。大家问她有什么技巧和秘笈，她笑着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不久大家推荐她担任学习委员兼语文课代表。临近高中毕业时，一次，我们坐在草坪如茵的公园靠椅上，决定报考同一所大学，并争取分到同一个系，同一个班级。我第一次紧紧地握着她那双柔软、温和、纤细的手，幸福、甜蜜的滋味充满心间。
学业接近尾声，文革风暴骤起。我加入红卫兵，担任东方红组织头头，并先后两次被学校推荐为代表，赴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而此时的她却沉默寡言，萎靡不振，平时很少去学校，渐渐地与我疏远了。我心存疑惑，上门劝她参加红卫兵组织。她声泪俱下对我说：我也想参加红卫兵，只是我的父亲原来在上海招商局工作，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部队连人带船强掳去了台湾，现在我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子女。你的心意我领了，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这样会连累你的前程。
我无法改变现实。只能婉言相劝说：你是我的好同学，我相信你。今后你就在家帮助我整理大字报等资料，做一个不持政见的逍遥派吧！从此我们单线联系，每星期碰面谈形势，论人生，整理文字资料。恐怕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我那厚厚的一本文革资料全是她一个人，一字一行整理抄写出来的。
1968 年12 月，学校把我分配到崇明新海农场任领导职务， 不巧的是母亲突患急性胆囊炎被送进医院，因没有医生抢救而躺在手术台上病故。这飞来横祸沉重地打击了我的家庭， 我心想五个幼小的兄妹和年迈的父亲谁来照顾呢？我悲痛欲绝。当时史雪珍因有低热，不宜去农村，也被列入待分配的队伍，在那段时问她几乎每天上门看望我，送粮票，送荤素菜， 帮着做家务。她说：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你要振作精神， 挑起生活的重担。
不久，市上山下乡办公室领导找到我，希望我带领淮海街道成份较差的两百多名学生赴安徽全椒县插队。我欣然领命后，即与她商洽，她毫不犹豫地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我说：你完全可以留在上海等待分配工作，况且家里母亲也需要你照应。她说：我了解你，信任你，你选择的道路不会错，我跟定你了。
1969 年12 月24 日， 从小在淮海路长大的史雪珍，来到偏僻贫穷的农村，面对水中游的蚂蟥，地上爬的毒蛇，天上飞的野蜂海陆空袭击，但她风里来，雨里去与大伙同吃、同住、同劳动，无论是水田插秧， 谷场打捧，还是田埂砍柴，挑水烧饭，从不叫苦喊累。甚至带头春节不回城，因此，深受贫下中农的喜欢和赞赏。
当时，我们被分配在相隔一里多路的两个生产队。一天早上，有人传信给我说：小史病了，我心急火燎地跑步赶到她床前。只见她消瘦的脸上一双眼睛显得更大了，额头滚烫，身体非常虚弱。她轻声说：干活太累了，被疟蚊叮咬后得了疟疾，打摆子。冷时盖两条被子还感觉冷，热起来脸红耳赤，汗流浃背，浑身湿透，恨不得脱掉衣服。我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她说：我知道你正在大队参加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贫下中农需要你。我顿时热泪盈眶，俯下身子，抚摸着她火热的手说：谢谢你的理解，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以后，我就利用空余时间经常上门去看望她，挑水劈柴，聊聊家常。
当时，最开心的是下雨天不需要出工，知青们相约到小郭、侯郢、赵庄、小街、陶庄、花山各个生产队串门，拿出上海带来平时舍不得吃的零食、香肠等，奉献出自己饲养的土鸡和贫下中农赠送的蔬菜和鸡蛋，自己动手烹饪，狼吞虎咽地刷上一顿。
届时，知青闺蜜吴敏、崔慧珠、朱行宾等，插兄韩介平、彭志君、邵一鸣、林必华等会一起说笑打趣，唱歌朗诵，手舞足蹈，快乐无比。在花山队我和颇有儒雅气质的本地知青候长明，一见如故，互相欣赏。
我和雪珍的感情也与日俱增。虽然，到她生产队的路上必定要经过一堆坟地，令人特别害怕。尤其是阴雨天或夜晚，还有磷光闪烁。每每走到那里，我总是感觉毛骨悚然。她说：我是一个不怕死人怕活人的姑娘，你胆小，那我就舍命陪君子护送你。于是，每次回队，她总是走在前面开路，然后再自己一个人若无其事的回去，我打从心眼里佩服她的胆量和感情。
1971 年初，对知青的招生陆续开始，公社推荐我和姚贞儿去滁县专区面试。安徽大学外语系的老师们对我这位66 届高中生特别感兴趣，口试、笔试、面试和政审样样满意。主考老师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做好准备，接到通知后早点来报到。但这个好消息，引起了她极度不安。我看出了她的心思，斩钉截铁地跟她说：暂时分别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在一起。你放心，你是我唯一喜欢的人， 这一生我不会忘记你的！但是， 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没有收到翘首以盼的录取通知单。
史雪珍在农村的表现不容置疑，贫下中农好评如潮。可是每次招生招工，都因奇葩的唯成份论断送了她应该拥有的光辉前程。界首公社领导出于同情和安慰，破例安排她到公社卫生院做化验员。她在那里结识了才华横溢，德医双馨的刘剑平。
公社领导也依然器重我，遣派根正苗红的我带领上海知青接管、改建大雍国营农场。农场各项工作稳定后又提拔我担任公社文化站站长，享受每月30 元工资待遇。我经常写广播稿，总结报告等，和庄道平、董坤、刘桂美、宋爱芳等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宋芝隐、姚贞儿一起下生产队放电影， 和精通书画的老知青金厚钧搭挡出墙报。
在公社每天能看见同病相邻的史雪珍是最美好的事儿。我们一起开会、学习、吃饭，招待来访知青朋友，下班后闲庭信步逛街，天天有说不完的话题，连公社周边的孩子们都知道小姜和小史很要好。农村的冬季主要任务是搞水利工程建设。驷马山工地上红旗飘扬，人山人海。拉坡机声轰鸣，劳动号子阵阵。知青们豪情满怀，生龙活虎地投入会战。挖泥挑担，开渠造河。天寒地冻，雪花纷飞的工地上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那时候，我偶尔也突击参加劳动，但主要是在公社营部做宣传广播，编写文稿，统计工程进度等工作。
马钢招工开始，我见工地上好几个知青拿到了招工的名额，便鼓足勇气向公社党委书记马春要求已报名去马钢。马书记看了看我说：你真的想走吗？我说：是。他认真的说：你不想留下来当干部么？你很有培养前途啊！我坚持说：还是做一名工人好！性格豪爽的马书记挥了挥手说：好！让你去！
从工地回到公社，我第一时间将好消息告诉雪珍。她是既高兴又难过，沉默一会儿后含情脉脉的说：你终于解脱了，而我是没有这个福分，也不知道猴年马月是出头之日。我说：你不要灰心丧气，过些日子条件好转，我一定来接你离开农村。我们还要在一起生活，结婚生孩子。她微微低低头，语带哽咽地说：我等着你！
1974 年12 月在开往马鞍山的大客车旁，城东区委书记黄营昌把我和史雪珍拉在一起， 严肃认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小姜，你绝不能放弃小史，一定要好好的待她。我顿时泪水盈睫，情不自禁地把她拥入怀中。在这思想僵化，情感禁锢的年代，这是我第一次发自内心，深情地拥抱她。我喃喃地说： 这辈子我永远和你在一起！客车启动了，隔着玻璃窗，我看到她弱小的身子始终站在那里， 向着远去的客车招着手。
工厂的生活与农村截然不同，有固定的工资以及奖金等收入。最令人羡慕的是八小时工作制。更让我感念的是公司领导慧眼识珠，竟然从200 多名知青工人中，毫不犹豫地将我一个人挑选出来，与车间书记，主任三人一起筹建一个500 多人的新车间。
远在界首公社农村的史雪珍一直是我心头的牵挂，我跟她书信不断。长江两岸信件来往一般是7-8 天，收到信后当晚就得回信，第二天一早寄出， 习惯成自然，延续了三年多。来往的信件将近200 多封。回沪后，我精心收集、整理、装订了上下二册，至今还珍藏在箱底。
我在岗位上勤奋踏实工作的优秀事迹惊动了公司党委书记。在检查车间和办公室工作后，书记单独对我说，你工作出色，得到了大家表扬、夸赞。你年龄不小了吧！有女朋友吗？我沉默不语，他笑着说：如果没有女朋友，我把女儿介绍给你，你们好好相处吧。我十分尴尬，急忙说：沈书记，对不起！我有女朋友插队在农村八年了。他稍为停顿了一下说：“这样吧，把她调过来，在公司附近农村落个户口，住到矿上来，再找个活干干。” 于是，我顺利地将她的户口，粮油关系转了过来。
沈书记派吉普车亲自送我们俩到太白公社落户，接着又在集体单位腾出一个计量岗位，又在大楼底层找了一个简陋的房间让我们单独居住。此时我们都已经是32 岁的大龄知青了， 1977 年12 月，我们来到下放的界首公社，开具了公社第一张知青结婚证书，办完之后，我们相视而笑，笑得特别开怀舒心。
第二年春节，我们在上海举办婚礼，只是把从农村带回来的土特产，以及凭票供应的一些食材，在家里自己加工，请了几个插兄插妹，亲戚朋友，围着圆台面吃个饭，并在附近的照相馆拍了一张两寸黑白半身照，作为纪念。
不久，雪珍怀孕了，反应强烈，吃什么、吐什么。我对她说：高龄怀孕不容易，你要静心保养身体，想吃什么，尽管提出来，我会尽一切办法满足你。她喜欢吃酸，我就带几个插兄妹到大青山树上摘杏子。人家咬一口，就紧皱眉头，没法咽下去，她却能一口气吃十几个。这里纯天然的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她胃口小，吃剩的便成了我的美食。她肚子大了，我也吃胖了。
1978 年11 月23 日， 女儿姜瑶琪顺产问世，我激动地赋清平乐词一首。后来小珍姐姐批准去香港定居，雪珍按政策调回母亲身边，小女的户口也同时一并报入上海。史雪珍从此告别农村，彻底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
知青大批回城后给脆弱的就业形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好在史雪珍是高中毕业生，并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好几个单位都要她。为照应退休的母亲和幼小的女儿，她选择了离家最近的控江商店。她上级领导特别器重她，让她担任商店副经理。很多顾客就是冲着她良好的态度来购商品的。该商店的营业额随之节节攀升，成为了行业中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
我的劲头也更足了。1979 年安徽电视大学首次招生，有12 人录取，我就是其中一个。教育科编了一个班，安排一个教室，每天看电视上课。一学期读下来，经全国统考，11 人淘汰，只剩我一个人。教育科打算放弃不想继续办学了，我请求领导领导保留了我的学籍。车间领导十分关心支持我，同意我在保证本职工作做好情况下，上班时间也可以看电视上课，于是，我放弃了一切娱乐、休闲、社交等活动，坚持两年自学完成十多门规定的学科， 获得了安徽电视大学的理工科大专毕业证书。
公司把我列入提干的名单，允许我把妻子、女儿户口迁过来，工作、住房都将得到很好的安排。但我父亲和丈母娘却希望我早点回上海夫妻团圆，陪伴二老；雪珍也在书信中强烈要求结束多年的分居生活。我权衡利弊，终于毅然决定听老婆的话。经过一番周折，1985 年7 月6 日，我终于拿到了调令， 结束了16 年的在外漂泊，回到了生我养我的上海。
我选择离家较近的有色公司上海第一铜管厂模具车间工作。从当一名镀铬工开始，先后做了组长、, 技术员、车间调度、主任助理。新厂长视察车间工作时，相对主任的表达不清，对我有条不紊地的工作汇报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天， 组织科找我谈话，要我接替劳资科科长。后来，在甲肝流行， 劳动力严重缺乏关健时刻，我通过大胆引进农民工，并合理调配岗位人员，保证了各项指标在同行中保持领先。此外在劳动用工制度方面，我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制度奖惩罚懒， 受到了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
后来厂领导又因为发觉我的思想观念能够与时俱进，委任我做“三产经理”，在厂门旁边开了个天龙饭店，又筹建了玩具厂，让职工家属子女制作毛绒玩具。当上海沪东金属加工厂经营管理不善时，我又作为救火队员，上马任厂长。很快，厂区环境面貌, 职工精神状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企业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让职工的钱包鼓了起来。但天有不测风云，一股强劲的“下岗风” 吹来。工人下岗，干部轮岗，产品滞销，工厂倒闭，企业兼并，我们厂也难逃厄运。总公司在吴淞地区搞了个有色基地，每天班车接送，我接受不了这个方式。于是向总厂申请办理了待退休手续。
离开工厂，走向社会，反而觉得就业天地更加宽广了。知青朋友王为民介绍我到汤臣集团（台湾）金属有限公司做财务经理。当时，“三角债” 沉重地拖累着这个年产值几千万的企业的发展。我提出了讨债三原则：金额上先大后小，时间上先近后远，地区上先上海后外地。并制定奖惩措施，组建精悍的讨债小分队，由财务科提供相关资料，兵分几路，限期去完成。这步妙棋迅速见效，盘活了企业资金，达到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老板翘起大拇指称赞：有策略，有魄力，有办法，太好了。
由于安亭汽车城的建设，工厂被迫迁到了更远的地方。我经长阳老同学刘星源推荐，到上海市人事局职业经理人事务所接受面试。陶所长在淘汰了十几个办公室主任人选之后，经过半个多小时尖锐的问答，她说：你就是我要找的办公室主任，今天就算上班了。后来副市长周禹鹏把筹建世博局各部门处级干部的任务交给了人事局，人事局把报名、笔试、面试的任务交给了职业经理人事务所。在《解放日报》等报刊登的招聘广告上，注明联系人是我。一瞬间，海内外有识之士电话络绎不绝，应聘邮件应接不暇。十来个招聘岗位，报名人却有一千多。虽然忙得疲惫不堪，不亦乐乎，但由于我安排得比较井井有条，一丝不苟，进展非常顺利。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十多名候选人尘埃落定，周副市长相当满意，发来表扬信和奖金。
邓小平指示开发建设浦东，我受李刚总经理的邀请有幸加入芦潮港公司的筹建工作。虽然没有办公室，没有班车，没有食堂住宿，没有现成的图纸规划。每天起得比鸡早，回家己是日落西山。酷暑严寒，风雨兼程，全凭两条腿、一双手和赤诚的心去构思，想象，描绘建设的蓝图，但我们还是通过八年奋斗，终于初步建成了一个闻名国内外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地，得到了政府、企业家和老百姓的认可。
丈母娘退休以后，日思夜想最多的是远在海峡对面的老伴。我们不断地给上海红十字会写信，希望寻找失散49 年的史贵根。国内线索断了，只能寄希望于香港的姐姐。姐夫先后两次飞到台湾，几经周折， 奇迹般的在台北找到了，并上门拜见了我岳父大人。1990 年7 月岳父首次带着三儿子凌雄回到上海。我和雪珍高举牌子在浦东国际机场迎接他们，站在精神矍铄的父亲面前，我们不仅感慨唏嘘，在双手紧握的刹那间潸然泪下，事先想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往事不堪回首，因为他，岳母独守空房挑起抚养两个女儿和婆婆的生活重担；因为他，姐姐小珍报考大学都受限制，只得随夫君去了香港；因为他，雪珍入团入党，招生招工都被排斥在外；因为他，岳母评上市劳动模范，最后也石沉大海。当然他也有更多的无奈、委屈和内疚。剪不断，理还乱，只好默默地埋在心底。
丢掉曾经的不愉快，我们一起去淮海路老宅子探亲访友；一起品尝城隍庙的特色点心，欣赏外滩两岸的旖旎风光；一起在家烧菜做饭，回味老上海的趣闻轶事；一起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揽胜。我们劝他到大陆定居，他说：台北的老伴早已病故，但放心不下留存那里的三个儿子、媳妇和孙辈。我们双方约定老爸每两年回上海一次，他希望实现“三通” 后我们全家能去台湾欢聚。
十三年后，他八十多岁，腿脚不灵了，眼睛视力也模糊了，只得中断了每两年一次的上海之行。2012 年正当我们准备举家赴台探亲前两个月，他因年老体弱而病逝。我们在台北拜谒了他的灵骨塔，和同父异母的三个兄弟姐妹们游览了台湾的名胜古迹——阿里山、日月潭、101 高楼、国父纪念馆， 共同体验了手足亲情。
我和雪珍等知青先后于2002 年10 月、2004 年5 月， 相约驱车前往全椒界首公社， 拜会了时任县委书记张尽忠， 原城东区委书记黄营昌，公社领导马春、滕贞平、熊跃庭、梁家宝、印席民、周仕文等。感谢他们当年从思想上关心， 从生活上关怀，千方百计为知青创造招工、升学、回城等机会。我们还与他们的子女滕骏、马羽鸣、熊爱群、马强等结为好朋友，保持着联系。可惜的是， 当地只有50 多岁以上的老人还认识我们。
农村变了。砖墙瓦房代替了泥墙草房，电灯代替了煤油灯，电视电话、公共汽车进了村。但总体感觉农村还是太落后太贫穷，农民太苦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和老领导、乡亲们拍照留影，回上海后还写了感谢信，袒露知青的情怀和感恩之心。滕书记后来到上海参观世博会与知青们欢聚一堂，在黄浦江上的海龙海鲜舫共同享受晚宴。我们倡议，对在上海辛勤打工的农民工应该报以同情之心，宽容善待，毕竟他们父辈曾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田种，给我们饭吃，给我们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