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地公社三坑大队红旗生产队有一个知青“红旗班”。“红旗班”为清一色的女性，先后有八名（起初四名，最多时八名）上海女知青——沈珊凤、胥珮贤、李贝贝、尹秋萍、尤兰芳、袁月妹、嵇宝娣和我，我们是1969年从上海到江西石城的第一批知青中被分配到洋地三坑大队——一个毗邻瑞金日东的极为偏远的小山村的知青，我们在这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青春岁月，这些难以忘怀的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初来乍到，我们真的什么都不会，饭得自己烧（从没见过的大灶头），水得自己从河里去挑，柴得自己到山上去砍……更别说是从没碰过的农活了。但是我们都不怕苦，很坚强，真的就那么认认真真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乡要出早工，我们也不甘落后，每天早上除留下一人在家负责做饭，其他人都跟老乡一起出工。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天，无论是烈日下还是星光里，总能在田间看到红旗班姑娘劳作的身影。1975年1月18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我们红旗知青班四姐妹（依次是我、嵇宝娣、胥珮贤、沈珊凤）田间挑粪的照片，还被陈列在上海有名的光艺照相馆（即金光照相馆）内。
我们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农闲的时候，就会分工去办理一些琐事，有人负责自留地的种植，有人负责去公社邮局取信，有人负责赶集买生活用品……最乐意做的事情就是到邮局取信，既可以到公社街上逛逛，更重要的是可以先睹为快，最早感受远方的亲情、友情，得到精神的慰藉。所以，每每我都把这个“美差”安排给别的姐妹，我呢，捡起别人最怕的活——种自留地。从邮局取回的不仅有信件，有时还有或大或小的包裹，除了衣物就是食物，不论是谁的，我们都不分彼此，利益均沾，共同分享。由于生活环境的突然改变，加之强劳动后营养不良，我们好多姐妹都病倒过。最严重的是一个姐妹得了甲型肝炎，住进石城县人民医院治疗，那时由于条件有限，我们只能在县城买点蔬菜给她补充营养。还有一个姐妹胃出血住院，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吃的，出血期又不能吃东西，还不敢告诉远在上海的亲人。看着她消瘦而又痛苦的脸，姐妹们能做的只有陪伴和安慰。好在大家在浓浓友情的慰藉下，都以坚强的意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作为红旗班的领头雁，我还格外关注姐妹们的身心健康，大家秉性脾气不同，经历出身各异，加入红旗班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我都一视同仁，从不歧视任何一个姐妹。对有心理压力或有难言隐衷的姐妹更是关爱有加，有时还得“偏点心”。
“红旗班”的上海姑娘都是些懂事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那个年代，上海知青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太好。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们尽可能地自食其力。为了省钱，我们自己学着筛米（大部分知青都不会），把米糠卖给老乡，换些钱用作集体资金购买生活用品，或补充伙食。我们还学会自己养一些鸡鸭，改善生活。我们学着老乡在自留地种上豆角、芋艿、萝卜等蔬菜和花生、红薯。这样，我们就不用伸手向父母要钱。
“红旗班”的上海姑娘毕竟有点文化，我们成了村里的“文曲星”，大凡“文事”都我们包了，至今三坑庙背屋里墙上还留有我四十多年前亲手写的毛主席语录。在劳动之余我们也不忘自身的文化学习，提高自己的素养，还会热心地把知识传递给乡亲们。姐妹们经常利用空闲时间交流学习心得，到了晚上，就一起到生产队会议室办夜校，给老乡扫盲。来学习的老老少少都有，大家学习劲头很高，有个小姑娘每次都来，有不少目不识丁的人就是在我们的夜校识文断字的。八个姐妹中大部分都曾经在大队小学当过老师。那时在乡村当老师可是人才啊！一位老师要教几个年级的课，还要教不同年级混合班的课。有段时间，胥珮贤、嵇宝娣在大队小学校当老师，非常辛苦，但是看到学生们的成绩不断提高，心中是快乐的。学生家长也非常关心老师，有些学生会在口袋里藏几个鸡蛋硬塞给老师，说是妈妈嘱咐的。要知道，那时农村里生活非常贫穷，都舍不得把鸡蛋给孩子吃的，除非招待客人。还有老乡会给我们做樟木箱呢。所以我们当老师虽然辛苦，但是家长对我们的关爱真的一直铭记在心。特别是看到当年的乡村学生因知识改变了命运，更是欣慰。至今还有不少事业有成的当年的学生正在石城为家乡做贡献，并时常惦记着胥老师、嵇老师。
红旗班的姑娘还做过一件令老乡刮目相看的事情。记得有一天夜晚，睡梦中听到急促叫声和尖利的哨声，原来是我们邻村的山上着火，火势凶猛。我们姐妹都一骨碌爬起来，跟着村民全部加入到打火队伍。火势可真大啊！我们从没有看过这样“壮观”吓人的场面，但毫不畏惧，我们在山上来回奔跑，每人都挥舞着松树枝猛扑山火，和男人没有两样。深夜除了火光什么都看不见，生怕有的姐妹掉入火海，边打火，边呼喊不在身边的姐妹。因着火范围很大，直至第二天清晨才把山火扑灭。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都疲惫不堪，衣裳褴褛，嗓音嘶哑。我们红旗班女知青在乡亲们的眼里成了有担当的“男子汉”！
我们在红旗队的那些年与当地的老乡们有着深厚的友情，尤其是同龄人，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教我们讲本地话，又会好奇地跟我们学上海话。有一位叫发子的学得有模有样，让我们惊讶的是时隔40年他竟然还会与我们用上海话交流，堪称语言天才哦！有一位小媳妇生了一对美丽的双胞胎女儿，我们就悄悄的在上海给俩宝宝做了漂亮的衣服送给她，在那个年代，山区里的人从没见过来自大上海的宝宝服，他们全家都开心不已。
2006年我们红旗班的四个姑娘——我和嵇宝娣、胥珮贤、沈珊凤相约回到石城，回到三坑，回到红旗生产队，与相亲们相拥相抱，热泪盈眶，异常激动。时隔十年，去年，我和胥佩贤再次来到三坑红旗队，在我们挥洒青春，凝结友谊的地方流连徘徊。石城三坑留下了“红旗班”上海姑娘的青春足迹，我们为没有虚度年华而自豪，我们为成为红旗班的知青姑娘而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