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一时距上山下乡高峰期的1969年，已经过去了整整47周年。那些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三届’’们，许多人将先后迈入花甲之年。有关知青下乡40周年种种纪念活动正在进行，面对无法更改的人生时刻表，无论老知青曾经有过何等意气风发的情怀，都意味着“广阔天地”正在渐行渐远，直至退出世人的视线。

仍是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而纪念？纪念什么？近半个世纪年之后，究竟还有哪些沉淀在记忆深处的东西，值得我们重新打捞并反复咀嚼？

有一位知青曾经告诉我，1979年前他从农场返城，下了火车出了站台，广场上的日历钟响了。他抬头看见那个日期，忽然记起来，今天恰好是他下乡十周年的日子一一几乎同一天同一时刻，他重新回到了当初出发的原点。这种无意的巧合，却给了他强烈的宿命感。

数字无情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一些己被我们淡忘的数字，也许本该从记忆中抹去？一些被我们牢牢铭记的数字，除了我们自己所赋予的某些意义之外，没有人知道它所承载和证明的一切往事。那些在岁月中叠加增添变得越来越繁琐的数字，烙刻了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在数字的缝隙里，残留着种种不可再生的生命信息。

知青下乡40周年一一一段由含混不清的数字构成的历史。数字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会彰显出另一种抽象的品相，令人惊骇而茫然。

时间无论怎样残酷和不可通融，终究还有仁慈的一面。它给我们留下一些散碎的财富，仅够我们在惶惑中聊以自慰。

这不幸的一代，在亟需知识文化养料的年龄，被剥夺了继续求学的权利。几十年后，人们在短暂的知青生涯中，寻得了因祸得福之果：他们在乡村风霜雨雪的磨砺中，练就了劳动生存的能力、强健的筋骨和体魄（当然也可能是满身伤痛的病残之躯）。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当属老知青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坚韧顽强的性格。我们可以毫不惭愧地说，老知青是最能吃苦的一代，最能忍辱负重的一代、最俯首帖耳的一代、最具承受力的一代、最有韧性的一代。甚至，我们以浅陋的知识，为乡村带去了文化与文明。尽管，这是以牺牲大多数知青受教育的权利、丢失个人的文化作为代价的。对于老知青来说，下乡那些年经历的所有屈辱与挫折，意味着在他们日后的人生路途上，从此不再有无法捱熬、无法克服的苦难。

岁月消逝，而这笔隐形的财富，沉积在我们体内。我们看不见它的存在，但它却总是在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呼之即出。面对返城后陌生的城市和急剧变化的新时代，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无论求学、谋职、下岗后再就业、远赴海外留学深造、驰骋商海创业一一那种唯独老三届知青才能拥有的顽韧性格和坚强意志，几乎是我们唯一的资本金。我们倾其所有地投入，然后，收获后半生微不足道的几分薄利。

但如果我们内心还存有一份正视自我的坦诚，是否有勇气承认：在“老三届”60年的人生旅途、下乡40周年的门槛处，我们内心尚有一处茫昧的空白一一“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人，既拒斥优秀的传统文化熏陶，又缺乏西方自由精神的滋养。我们生命中最具活力的年龄，是在文革前与文革中度过。“老知青”对那个年代意识形态体系的高度认同、顺从与配合，与“文革”形成了一定的同构关系。旧体制遗留的种种毒素——例如盲从、例如愚昧、以及对人权和物权的麻木、对市场经济时代自由竞争的恐惧，还有“窝里斗”、“平均主义”等种种陋习……它们像潜伏的病毒，至今依然残存在我们体内。由于“文革”的罪孽至今未能彻底清算，致使那些病毒得以在暗角苟且深藏，与我们和谐相处并逍遥悠哉。从某种意义上说，“老三届”都是带菌的人。

虽然世上所有的人，体内都携带着不同的病菌。但是，老知青的病菌之不可救药，在于我们至今视而不见或自欺欺人。

那是一个永远的负数。是我们的人生难以填补的赤字。

如今，在各地“老知青们”伤感的记忆回收站里，越来越多的人，写下了自己40年前亲历的真实。“我们”把自己交给笔和键盘。把笔下的文字还给时间，把逝去的时间留给历史——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如果每一位老知青都有能力和胆魄追问往事，历史将会向我们呈现出更为残酷的真相。

即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一位知青各自均有不同的人生收获，却无法消解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那场劫难中所遭受的所有损失。没有谁能阻止历史的悲剧不再发生。但至少，当我们即将步入“老年”之时，不要把这一生亏负的赤字，当成遗产留给下一代。真诚地祝愿我的老知青朋友们，能在怀旧中新生。

（作者简介：张抗抗，女，杭州知青，1969年下乡到黑龙江省鹤立河农场。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学习编剧专业。1979年毕业后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现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己发表短、中、长篇小说、散文共计400余万字，出版各种专集40余种，代表作《张抗抗自选集》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