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我是在黑龙江边学会的。

1970年我来到逊克县边疆大队插队。边疆村沿江而建，呈一字形。村西头，小兴安岭一支山脉绵延伸展到江边。江对岸就是苏联。

黑龙江处于高寒地区，冬季漫长，东北人由此好喝白酒。边疆的乡亲们热情好客，逢年过节，常叫知青到家做客。下饺子、炖猪肉粉条，喝酒划拳。我就是这样喜欢上酒的。几十年过去了，酒不知喝过不少回，但是给我心中留下痕迹的却不多，唯一记忆最深的怕是那次在李叔家喝的酒”””

1972年初春，大地还没完全解冻，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雪。晌午后，我去队部办事，顺路到村民李荣贵家捎句话。李叔是个干农活的好把手，俄罗斯血统、中等个，平日里话不多。进屋捎完话刚要走，忽见他家锅灶很特别。锅盖用铁皮做成，像个锅罩，顶上还有个小孔，上面横插一根管子，伸到灶边。我好奇地问：“这是干啥？”“烧酒。”李叔随口说。没见过酒能自己烧制，我好奇的问：“用什么烧的？”这一问，李叔警觉起来。那年代，粮食是国家统购物资，禁止个人用来制酒，而我们这些知青们执行起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最坚决的。由此，他带着不安的眼神看着我，缓缓地说：“家里玉米没放好，发了霉，猪都不吃，扔了又可惜，只好用来烧酒。”我暗自寻思，这粮食做成饭吃下肚，烧成酒喝下肚，感觉没啥两样嘛。并觉得他说的在理，便回应道：“对，对，这样好，不糟蹋粮食。”

听我这么一说他宽心了，问：“我烧好一些，坐下尝尝？”我说‘好啊，这种酒还从没喝过呢！”李叔拿出酒瓶，打开瓶盖，我闻到了醇美的酒香味。他在炕桌上放上两小酒盅，斟满，让我先喝一盅品品滋味。我端起酒盅，一仰脖，只感觉似有个冰块顺着喉咙慢慢往下滑，很爽。他问：“你估摸多少度？”我咋咋嘴，感觉有点辣，不麻。“怕不到五十度吧？”“超过六十！”我一楞，这么烈的酒！不过，我觉得这酒甘醇、微辣，口感不错，好喝。

两人坐下，李叔本想叫大婶弄几个菜，被我劝住了。那时候，开春时节能吃的菜很少，去年贮藏的所剩无几，春天的菜还没出芽。李叔家是大家庭，有老有少。今天我既非做客，也不是帮忙，不该添乱。于是说，“你们家腌的咸菜很有名，干净，不成，还有股鲜味，上海知青爱吃，能不能弄点来下酒？”于是，我俩就着烈酒，嚼着咸菜，聊起了很多话题。由春耕说到秋收，从打鱼、喂猪，赶车聊到酒。说起酿酒，李叔兴致很高，何时发酵、如何烧制、怎样兑酒，一直说到北京二锅头的由来，兴致颇高。

就这样，你一盅我一盅，细细品慢慢聊，犹如两个忘年之交的久别重逢，不知不觉一个时辰已过。天渐渐放晴，一缕阳光漏进屋内东山墙。隔着窗，能隐约看到他家院子地里冒出的韭菜叶，碧绿一片，似有盎然生机。我怕喝醉误事起身告辞。李叔没强留我，送出大院时说了句：“可别提在我家喝过烧的酒噢。”我没吭声，笑着点了点头，，抽身离去。那天下午，我精神特好，没醉，直到上炕睡觉也没人说我身上有酒气。

不知是喝了人家的嘴短，还是性格使然，这事至今我也没对什么人提起过，只是在梦里仍记起那屋、那酒，那话语！我在黑龙江畔生活了九年，这些年里，李叔与我说的话加在一起，也不及那回喝酒时说的一半多。这，或许就是难以忘却的缘故。

（作者原为黑龙江逊克县边疆公社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