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娣、卢发君夫妇

今年四月底，我在延吉采访留延知青刘慧娣老师时，她丈夫宋丕业告诉我，目前在安图县亮兵台镇东林村还生活着一个上海女知青，名字叫王龙娣。她生了三个儿子，没有退休工资，全靠几百元的低保度日。宋先生说： “如果何老师想去采访她，我负责找一辆车，我们夫妇陪你去看看她。”这样的想法我当然求之不得，欣然同意了。

5月5日，我从珲春坐高铁到延吉西站，然后坐刘慧娣夫妇找的轿车，经过100多公里两个小时的路程，到达安图县亮兵台镇东林村。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深山沟啊，安图县城离东林村30公里，其中亮兵台镇到东林村有十几里弯弯曲曲的山路，以前老乡去县城办事，须得步行或者坐牛车先到亮兵台，再坐到安图的小火车，一路上颠簸两个小时。如果遇到下雨天，道路泥泞，山路崎岖不平，更是不容易，好在这两年“村村通公路”后，交通好多了。

眼前的王龙娣，还有一点上海人的模样吗？臃肿随意发展的身材，说明主人翁干了一辈子农活；年轻时乌黑的头发，已经犹如严冬初雪落地，根根银发半遮半掩若隐若现；脸上的条条皱纹，好像在陈述着饱经风霜的往事；她的手每一根手指都伸不直，里外都是茧皮，整个手看上去就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一身破旧的衣服，透露出她家境困窘。

走进房间，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有点过分，但找不到一件“奢侈品”是真的。家里唯一值钱的是一台半新不旧电冰箱，那一台勉强能看节目的电视机，还是十几年前别人不要了送给她家的，是那种“大屁股”连牌子都看不清楚的老式电视机。家里连洗衣机都没有，炕上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什么网络、wifi、电脑等现代化的东西，一概跟她家不沾边。

我和刘慧娣夫妇给王龙娣带去了一桶豆油，一袋白面，还有水果和一箱易拉罐啤酒，刘慧娣老师还给王龙娣买了新衣服。

采访从王龙娣下乡时开始。

王龙娣的父亲过世得早，继父和母亲又生了五个弟弟妹妹。家境贫困，父母要上班，她从小就承担起照顾五个弟妹的责任，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直到1969年下乡离开这个家庭。王龙娣坦然地对我说：“自己没有文化，连一个字都不认识！”我感到很诧异，没有文化，怎么会是“知青”呢？她告诉我，她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下乡的。

1969年4月13日，王龙娣与上海市黄浦区浦东海光中学的9个高中学生一起来到大西大队插队落户。原以为离开上海这个贫困的家庭，生活能过得好一点，想不到艰苦的生活更让她感到难以忍受。下乡时王龙娣19岁，负责给集体户做饭，玉米、高粱米饭她不会做，生一顿熟一顿，当时一点绿叶菜都没有，有点土豆和萝卜就算不错的了，生活异常艰苦。这是个朝鲜族生产队，老乡们对他们还算不错，集体户没有盖房子，知青都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家做好吃的，有时会叫上他们。当时所谓好吃的也就是辣白菜、酱木里汤之类，只是老乡们会做点，菜里稍微有点油腥味。

第一年冬天，集体户知青除了王龙娣都跑回上海探亲，这些户友再也没有回来，可能都通过其他途径转户或者调到南方去了。王龙娣上海家里困难，没有条件回去探亲，再说了，这样的家庭回去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集体户最后只剩下了她一个人留守。

一个人留在农村，那个苦啊，背井离乡无依无靠，没有人会嘘寒问暖，特别是头疼脑热时没人关心，这个时候的她，多么需要家庭的温暖啊，这样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当年冬天，经一个上海女知青介绍，认识了东林村的当地青年卢发君，跟他谈起了恋爱。我想，王龙娣选择嫁给农民，只是为了生存，幻想通过婚姻获得喘息．为了在极度的困境中活着，活下去，在那个环境下王龙娣别无选择。

可能王龙娣太需要家庭温暖了，仅仅相处了两个月，王龙娣就与卢发君结婚了。结婚没有房子，花四十元买了一间10平方米破房子，结婚时连口粮都没有，问老乡借了几十斤玉米度日。

婚后他们生了三个儿子。我问王龙娣，怎么会生三个孩子呢？计划生育没有罚你们吗？王龙娣对我说，前两个孩子按照当时的政策还行，第三个孩子完全是避孕失败，没有办法的事情，山高皇帝远政策松，当时赖也就赖过去了。丈夫家所在的东林村是一个最穷的地方，天天吃玉米、高粱米，大米一粒都没有。老乡把榨糖的甜菜渣和在玉米面里蒸成大饼子，她实在咽不下。怀孕时想吃一碗朝鲜族冷面，因为买不起也没有吃到，只能吃自己还能够下咽的蒸小土豆，现在想想都可怜。

农村平时没有现钱进帐，就靠养鸡下蛋卖钱，买点油盐酱醋。有一次，丈夫胃病发作，疼痛难忍，王龙娣拎了20个鸡蛋和一只母鸡，一共卖了5元钱，想给丈夫买胃药。中午花两角钱买了汤饭，想不到吃饭时这五元钱被小偷偷去，这样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硬是步行30公里，沮丧地回到家里，面对丈夫痛哭了一场。

面临家里三个孩子五张嘴，顿顿得吃饭哪，不干活怎么行呢？王龙娣领个大的，背个小的，参加生产队各种农活。丈夫在生产队喂牲口，两口子起早贪黑没曰没夜地干活，到年末还欠生产队100多元钱。

王龙娣在东林村当了48年的农民，竟然没有得到招工的机会。我有点奇怪，上海知青按照政策，在70年代末，都先后照顾招工回城了，好的去上海、北京、长春等大城市上大学，一般的也分配到县城当工人，即便是留在农村与当地农民结婚的，也给了招工的名额。在我采访的许多留农村的上海女知青之中，有的把招工的名额让给了丈夫，然后自己再想办法弄个工作名额，退休后虽然生活谈不上富裕，但两口子每个月4000元左右的收入是有保障的。而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招工，现在怎么连个养老金都没有？王龙娣一脸的茫然，说什么不知道可以招工呀，自已也没有文化，连个字都不认识，也没人来告诉我知青可以有当工人的待遇。我对她说，2000年左右，在延边州政府副州长上海知青李洁思的努力下，政府出台了优惠老知青退休的新政策，即使是下岗失业的知青，也可以算作社会失业人员，只要交2万元左右的钱，办个退休手续，到退休年龄就能够享受养老金待遇。王龙娣告诉我，也没有人告诉自己呀，即使告诉我，也没有那么多钱来交啊！

我对她说，你现在的境遇是不公平的，你应该去找政府，去争取自己应该得到的权益。她对我说也去找过，可是政府部门的人说，那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无法解决的。

1977年王龙娣幻想能给三个儿子找个好工作，托人把她和三个儿子的户口迁到了安图县城，这样四个人的口粮地被生产队收去了，所以在农村只剩下丈夫几亩地维持生计。想不到三个儿子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小儿子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工作没有找成。现在两口子老了，农活干不动了，把地租给了别人种，每年能收入1000多元。由于两口子没有经济来源，村长照顾给了低保金，每个人300元，现在两口子就依靠这600元度日。每个月发了低保金，就先把这个月的大米买厂，然后把剩下的钱当生活费。好在农村生活费用少，每个月只有20多元的电费和25元的闭路电视费，其他房费、水费、烧柴都不用花钱。但是两口子都有病，常年打针吃药，每个月要把一个人的低保钱拿去买药。

丈夫体弱多病，10多年前就丧失了劳动力。由于没有钱，每年每个人的医疗保险费100多元都舍不得交。没想到去年王龙娣得了脑梗，在长春住院治疗，前前后后花去2万多元，一分钱都不能报销，只能东挪西借交清了住院费。直至今年在村长一再动员下，两口子才参加了医疗保险。

我问她，为什么没有把户口迁到上海去？如果两口子户口迁到上海去，上海人的福利待遇要好多了，什么知青困难补助、医疗帮困、老年优惠待遇等等。现在你们两口子都没有退休金，如果在上海，即使没有工作，每人每个月能补足1000元+生活补助190元，然后加上节假日每个人每年又能补助1000元，这样两口子每年按照政策会得到上海市政府3万多元的补助，比在农村好多了。王龙娣哭着对我说，我能把户口迁到上海什么地方去？现在父母都没有了，弟弟妹妹生活都不太好，他们谁能接受我们这一家子穷人啊？二儿子在17岁时把户口迁到了上海浦东母亲家，由于儿子脾气不太好，经常和继外公吵架，外婆也不喜欢他。外婆家地方小，二儿子睡觉只能打地铺，而他文化程度不高只有小学毕业，找工作不容易，只能打工赚钱，收入微薄。1995年浦东旧房改造，外婆家分得两室一厅的新房子，在弟弟妹妹的极力怂恿下，外婆给外甥一万元钱，让他把户口迁回安图去。王龙娣的二儿子特别喜欢在上海生活，对外婆说：“我不要钱，只希望把户口留在上海，给自己留个名分就行。”可这么低的要求也未能如愿。上海的老妈也对王龙娣施加压力，二儿子对王龙娣说：  “如果不是看到妈妈跟着受委屈，我的户口坚决不迁回东北。”说实在的，那帮弟弟妹妹怕的是王龙娣的儿子有朝一日会争房产。

我对王龙娣说，以前你为上海的家庭付出得那么多，为了带养五个弟妹，连上学的机会都失去了。由于没有文化，你一辈子吃苦受累。现在你生活有困难，那些弟弟妹妹应该拉你一把才对，他们怎么反而落井下石昵？

谈起回上海探亲之事，王龙娣告诉我，离开上海48年，前前后后回去探亲不超过四次，最近一次是三年前二妹妹病危（她与二妹关系最好），回去看望过一次，现在对上海的印象已经十分模糊了。王龙娣还对我说，上海人人情味太少了，我人不在，连儿子的户口都容不得放，那些同母异父的弟妹，就是不能理解我的苦衷，“有后爹就有后娘啊！”

采访之中王龙娣几度哽咽，使采访无法继续下去。

王龙娣对我说，那个时候我对家庭现状失去过信心，好几次去乡“五七办”，要求与丈夫离婚。“五七办”干部说她良心不好，丈夫不打她也不骂她，对她好好的，干嘛要离婚呀？回到家，丈夫也苦苦哀求她：  “如果离婚，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三个儿子我怎么伺候？现在虽然生活苦了点，但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呀！”王龙娣满脸委屈地对丈夫说：“都是因为你，因为这三个孩子，这个家，才苦了我一辈子，现在我们没病还行，如果以后真的得了大病，怎么办？我都不敢想明天会是什么样的！”

采访结束，我竟然有几个想不到：

想不到王龙娣是知青，竟然大字不识一个；

想不到她夫妇俩竟然一辈子没有被招工，到老了，连个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只能靠每人每个月300元的低保度日；

想不到他们的两口子连医疗保险都没有参加，新农合能够享受的待遇也没有他们的份；想不到三个儿子只有小学文化，其中两个离婚，小儿媳还得了重病，目前他们都在打工，只能自己养活自己，无力帮助年迈的双亲；

想不到，在延边农村，还留守着这么困难的上海知青，这是我所采访留守延边的上海知青中最困难的人！

1969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让180万上海知青奔赴全国各地插队落户，其中1.8万名到了延边各地，虽然在那个年月大家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是48年后的今天，大部分老知青都回到了上海安度晚年，只有不到200名上海知青，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留在了延边养老，其中除了王龙娣都有一定的养老金度日。知青岁月是一段刻骨铭心无法忘却的历史，王龙娣只是留延知青的个案，有社会原因，当然也有她本人的原因，一个人的命运是无法选择的，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根本改变命运，王龙娣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而留守在延边的小部分上海知青，也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人中去了。这些年，当地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出台一些针对上海老知青的优惠政策，也没有一个专门管理知青的部门。现在当地政府把“知青”这个群体等同于当地人一样来对待，而与我们同龄的领导都己退休了，现在在岗的职能部门领导大部分都只有35-45岁，对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不甚了解，不会对上海知青有特殊的感情，也不会把留守在当地的上海知青的生活放到议事日程中，去经常关心他们。我看都不应该去责怪他们，知青上山下乡，本来就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但是，在延边这一块热土中，还有几个像王龙娣那样的困难知青，需要我们去关心帮助他们？

48年后，回到上海安居乐业颐养天年的上海老知青们，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那么多崎岖坎坷后，我们还能健康快乐地活着，真的不容易。我们在为自己庆幸的同时，请别忘了为留在当地农村的那些女知青们祝福，为她们的现在，也为她们的未来。

雁群飞回去了，群雁不再复返，断鸿声声，失群的孤雁，你在那里还好吗？

（稿件来源：上海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