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我刚到五四农场新垦区工作才半个月。

新垦区工作领导小组正筹备着一项重大水利工程：在五四中港河的出海口，与农场的东、西排两侧排水河附近，各新筑一个大堤及排水闸，八月份前必须完成，时间紧、任务重。

为此，成立了工程指挥部，由党委委员、新垦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桂娣为总指挥，我为副总指挥（我才23岁），负责宣传思想和后勤保障工作。

当时从新垦区12个新建连队中抽调出350多名知青组成青年突击队，他们多数是共青团员或连队的班、排长，个个身强力壮，吃得起苦，很有战斗力。我们住的地方是地处32连东侧的临时生活区，盖了五座长条型的芦苇棚，上下铺的钢丝床倒还舒服，但集体用餐、用水及卫生等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奋战一个月，拿下涵洞工程！”“出大力，流大汗，敢为新垦区建设献青春！”这两条芦苇棚墙上的大幅标语还是我书写的呢。进驻工地的第二天，场党委召开了工程誓师大会，全体突击队员精神抖擞，信心十足，下午就打响了挖土筑堤战斗。

一天天过去了，二个星期也过去了，每天的工程进度快报出现在食堂大门的黑板报上，让每个突击队员增强了信心，大家有着一个共同愿望，再干半个月，新筑的涵洞就可以开闸放水了。

年轻人总是充满了青春活力。傍晚，我听说有十几个小青年走向海边芦苇丛里，并且串来串去，把几个小姑娘吓得哇哇叫。他们还捉起了螃蟹，回到芦苇棚后悄悄地让炊事员煮了吃。他们怕我批评，还悄悄拿了给我尝尝。俗话说：吃了人家嘴短，于是我也不多说他们了。

天有不测风云。几天后，工地发现了异常，有些队员接二连三跑茅房，医务室看病的人多了起来。三天后，场党委领导组织的医务人员赶到工地。经检测为急性胃肠炎，这是一种严重的肠道病，被国家卫生防疫部门定为“二号病”。仅仅三、四天中，约有三分之一的突击队员先后患病，突击队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纷纷向指挥部告急。

为了控制疫情，场党委决定暂时停工并指示：加强预防，彻底消灭，保证抓革命促生产胜利进行。为严控疫情，生活区实行全封闭，严控人员出入，生活用水、食物、医疗用品等由专车专人送入。

在干部会议上，一些青年突击队长悄悄地问我：“全城戒严了？”我对他们说是的。会上，陈桂娣作了动员：“同志们！从今天起在这里，我们将展开一场特殊的战斗，大家要积极配合医务人员，打一场治病防病战”。

在场党委的领导下，我们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我的任务是：做好队员的思想工作。每天组织二小时学习，通过有线广播播送新闻和音乐，组织各类文体活动。那些天是黄梅季节，每天下雨，我们的脚上离不开高筒套鞋，水里来泥里去的。在场党委的关心下，队员们每天虽然不能出工，但有吃有穿，唱歌跳舞的，当然还要每天服药、清洁卫生。

我记得，在一次大会上，陈桂娣还领唱了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和一些爱好者也朗诵了许多原创诗作，会上热闹极了。

整整半个月，病疫终于控制住了！经过休整后，队员们犹如猛虎下山，干劲十足。涵洞开闸排水那一天，当两个电动铁闸门提升到最高点时，汹涌的河水通过涵洞口冲向杭州湾，迅速地与海水融合在一起。此时，队员门高声呼喊着，挥舞着手中的扁担、毛巾和草帽，不少突击队员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那年的十二月，我和十几名青年突击队员，还被评为农场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出席了农场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呢。

（作者于1971年10月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五四农场四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