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阿伦河草原（河套）去打草和拉草，最害怕的是满载的马车陷入泥潭里，其次是迷路。有一年，邻近的兵团五十六团的一辆马车在阿伦河河套拉草时，就陷入水泡子里了，结果人逃出来了，车和几匹马却永远地埋在沼泽里了。

1971 年夏天，我也被派去河套打草，那回很惨，回屯时竟然在一望无际的沼泽地里迷失了方向。当时，我们的主力——三辆马车，一大早就装满羊草返回生产队，我和其他三位农民驾着搭建窝棚的木料和铁锅之类杂物的马车最后离开。因为出发晚了些，与大部队离得较远，加上车老板路不熟，结果迷了路，在长满芦苇、乌拉草、柳条树桩的沼泽地里转来转去走了4 个多小时，就是找不到道。虽然这一地带大水泡子较少，地质较硬，但里面的水位仍有4、50 公分高。我们趟着水，马也趟着水， 艰难地行进。马很聪明，对没有明确的路和高水位的地方，领头的马是不肯走的，即使鞭子甩上去也没有用，只能由人牵着走。车老板指示我们三位分头探路，寻找其它马车走过的车辙，希望找到车辙后走上正道。可我在芦苇和柳条丛里找了半个小时，也没有一丝路的方向， 更没有老的车辙。同时，我很害怕遇到狼。听老乡讲，阿伦河草甸子的狼很多，因为这里狍子多，狼最喜欢吃狍子。我又担心找路时会陷入泥淖里，像红军过草地一样，陷在沼泽地出不来，不愿走很远，以免造成自己失离。那些老芦苇杆和枯死的柳树丛条把我的脚、手臂都划出伤口，脚上的球鞋也被划破了好几处。带有咸味的汗水和沼泽地那混混沌沌的泥水，浸润着划破的伤口，非常疼痛。皮肤的疼痛，熬一熬就算了，最心痛的是那刚穿上不久的球鞋。鞋是从上海带来的，新的，在上海买一双也要1.5 元到2 块钱。那时的钱很经用，五分就能在公社的饭店里买一碗猪肉粉条汤。而我几乎没有钱再买新鞋了。来黑龙江插队时父亲被批斗审查，家里毫无经济来源，想想心里就难受。再加上天热得要命，毒毒的阳光晒在身上，大汗淋漓，小咬、蚊子又不时侵袭。正在大伙六神无主，万分焦急之际，听到远处有“索索”声，好像是有车在行进。我得到了灵感，不管车老板是否同意，张开大嘴，拼命地大喊：“救命啊，我们迷路了。”声嘶力竭的救命声打破了寂静，在荒芜人烟的阿伦河草原上回荡，几只在芦苇丛里戏水的野鸭被惊吓得嘎嘎地直叫着飞出了水面。我的嗓音一向很响，分贝很高，小学时就是少年宫合唱队的小歌手。这时大嗓门派上了大用场。在我连续喊了几次后，“索索”的声音更近了，由“索索索”渐渐变为“嚓嚓嚓”。车老板叫我与另一位农民朝有声音的方向走去。我们趟着水，拨开挡在前面的芦苇，艰难地寻找。突然听到了有人也在大声叫喊：“道在这边，往西走。”他们发现了我们，大家非常高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俩马上折回去，把我们的马车往西赶。我又用尖嗓子大叫：“你们等一等，给我们指一条路，我们是去长吉岗、宝山方向的。”“好，我们等着。”对方善良的回应，使我们大喜，终于有救了。事后知道，我们走的是反方向。如果再往里走就进入了沼泽地的中心，很可能就出不来了，我也极可能葬身于沼泽之中了。

终于看到了前面高高的装满羊草的马车，看到了拿着铁叉站在车顶上的人，他们在等着我们。大家如释重负，见面打了招呼，我们千谢万谢他们的帮助。问了一下，还那么巧，引路帮忙的马车是兵团五十五团靠近宝山的连队，回去与我们是走同路。更巧的是跟车的两位青年也是上海知青，他们于1969 年就来到甘南查哈阳垦区了。

老乡与老乡聊，我们知青与知青聊，抽上一袋烟，休息片刻后接着赶路。被我们折腾的疲惫不堪的马很聪明，好像找到了道，浑身来了劲。打了几个响鼻，在回去的道上得儿得儿地跟着兵团的马车跑，傍晚时分就到了离屯不远的敖宝山，此时夕阳的余晖染红了整个天际。东北夏天傍晚特有的小凉风徐徐吹来，驱散了我们一天的劳累。不愿下山的太阳带着柔和美丽的霞光时而穿破云层，投射出玫瑰红色的光束，和着远方屯子里袅袅升起的炊烟，云烟氤氲。

在沼泽地里转了十几个小时，把我们弄得精疲力尽，总算在天黑前赶回了家。兵团的马车则沿着长吉岗到宝山的马道继续北上，我们依依不舍地与他们道别。队长焦急地在马号等我们，看到我们平安归队，高兴地硬是我们拉到他家吃饭，随车的三个老乡推却急着回家去了，唯我一个知青，没家没业的，就跟着队长去吃饭了。估计这时青年点的食堂里除了干巴巴的玉米面大饼子外就是水缸里冰冷的井水了。

这次沼泽地迷路虽然成了过去，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作者系原呼伦贝尔地区插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