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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03月 12日
    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沈国明 点击:
    跋:用记录抵抗遗忘 沈国明 三分场有一个标志性的构筑物——岗楼。那岗楼站在劳改大院外,顶端是一个嘹望台,解放军战士荷枪在上面站岗,院内情况尽收眼底自不必说,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的景物也一览无余。岗楼20多米高,由合抱粗的原木搭建而成,顶端四周拴有


    跋:用记录抵抗遗忘

    沈国明


    三分场有一个标志性的构筑物——岗楼。那岗楼站在劳改大院外,顶端是一个嘹望台,解放军战士荷枪在上面站岗,院内情况尽收眼底自不必说,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的景物也一览无余。岗楼20多米高,由合抱粗的原木搭建而成,顶端四周拴有四根粗铁丝,铁丝向斜下方延伸,被锚固在地面,提高了岗楼抵御狂风的能力。远看铁丝很纤细,似乎并不顶用,其实不然,当年几位胆大的女生曾抱住铁丝,安全地从岗楼顶逐个滑落到地面。
    但是,这么结实的岗楼最终没有扛得住风霜雨雪的侵袭,20世纪90年代我重返故地时,这个三分场标志性的构筑物已经灭失,原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更大的变化还在发生。黑龙江农垦系统城镇化建设速度惊人,三年间,150个小城镇拔地而起,引龙河场部就是其中之一。10来个分场的居民都搬到场部,住进了楼房,分场实行土地复垦。这意味着,再过几年,回到分场,哪怕寻找当年的一鳞半爪印迹都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遐想,再过些年头,当地人也会全然不知在离引龙河场部东北方l0里开外的漫坡顶上,曾经有上千人居住过。也许,那时人们只能凭地里偶然捡拾的小物件、地里挖掘到的灰坑,推测出这里曾经是分场规模的人群聚居地。
    每个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都有故事,但是,时光岁月会轻而易举地抹平建筑物、构筑物,也会不露声色地将我们的一些记忆抹得了无痕迹。为了留住三分场那一段以知青为主体的历史,战友们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故事,用记录抵抗遗忘。这是一次组织化程度很低的集体行动,靠心愿一致,在众人的积极参与下,几百个碎片化的故事大致拼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三分场知青史长卷。“书比人长寿”。今后,即使物质的三分场不复存在,但文字记载的三分场将长久存在。
    称这项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并不为过,因为它力求实现“让历史告诉未来”。知青已经整体性地跨过老龄门槛,陆续“拜七”,进入r容易遗忘的年龄段。借助文字和照片,本书留下了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供我们在晚年咀嚼和回味人生,供我们的后人了解他们的前辈怎样度过青春岁月。飞速发展的时代,已经令当今的青年想象不出知青生活的酸甜苦辣,也很难体会知青经历的艰难困苦,对他们而言,知青的故事近乎“天方夜谭”。本书叙述的故事将带领他们穿越时空,感受真实,让他们知晓“天方夜谭”般的故事,其实源于历史真实。
    知青上山下乡源于20世纪50年代,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全国上山下乡知青总数近2000万。到60年代末以运动方式展开前,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已是家喻户晓的典型,他们怀有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意愿,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缩小甚至消灭“三大差别”,他们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壮举鼓舞过众多有志青年。
    当1968年末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之后,更多的城市知青来到农村,其中,68届初高中毕业生和69届初中生全部分配至农村。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留下了一代知青的奋斗足迹,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知青与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这段经历,使他们较之后来的青年更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对人生艰辛有更多的领悟。
    但是,知青是差异很大的群体。要准确描绘知青群像非常不容易。我不主张讨论所谓“青春有悔无悔”。所谓的悔,是感到自己当初做的一些事不正确,或是自己选择错了。其实,在汹涌的上山下乡大潮席卷而来时,的确有一部分弄潮儿倾注满腔热情,积极投身其中,但更多的是被上山下乡大潮裹挟而去农村的,还有些是因为顶不住成天在家门口敲锣打鼓的动员而离开城市的。总体而言,多数知青当年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没有选择可言,可以称得上选择的,仅是在去江西、云南、贵州,抑或吉林、内蒙古、黑龙江(后来加上了安徽)之间择一而行,即使选择了黑龙江,也未必想上兵团就能去兵团的。这意味着,当年被选择多于选择。可能因为去的是自己不想去的地方,从事的是自己毫无意愿的工作,一部分知青至今对上山下乡心存怨恨,不能释怀。现在,若当年的弄潮儿作“有悔”“无悔”的反思无可非议,让心存怨恨者来讨论“无悔”“有悔”则似乎文不对题,因为“怨恨”与“后悔”不是一回事。当下,知青对上山下乡的认识各不相同,如果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当数“与共和国同命运”。事实就是这样,假如当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正常,是用不着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假如不是“文革”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知青是不可能大规模返城的。无论是下乡还是返城,都源于国家发生了大的历史转折。因此,知青都切身感受到世事变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深切感受到国家兴盛衰落与个人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为了给研究者和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高质量的细胞样本,本书以记录三分场知青上山下乡“全过程、全覆盖”为要求,儿乎所有工种的知青都动了笔,发掘和记录记忆深处的点滴史实。由于当事人视角不同、境遇和心情不同、理念和境界不同,对同一史实的描述和解读会有差异,但是,这不影响史料的真实性。细细品味这些差异,有助于读者加深对上山下乡运动乃至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我要诚挚地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教授,广大知青心中的偶像邢燕子大姐、侯隽大姐、董加耕大哥,他们用题词对我们记录历史的工作给予肯定和支持。知青作家梁晓声、叶辛、孙颛、赵丽宏赠给我们的题词凝重而富有哲理。老领导周禹鹏、周太彤的题词充满了对我们的鼓励和期盼。王安忆所作的序,让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审视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我相信对所有知青都会有启发。
    衷心感谢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王为松总编、曹培雷副总编、甘晓培主任、苏贻鸣主任,没有他们的支持和指导,本书的编辑出版不可能如此顺利。
    感谢上海颐若文化基金会和赵大砥先生,赵大砥先生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怀着满腔热情,值得广大知青学习,他给予我们的支持不仅是物质的,同时是精神的。感谢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对本书的大力支持。感谢知青博物馆刘树新馆长,他的鼓励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动力之。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袁国林、郭晓成、张国民等承担了动员和组织工作,其他编委也都自觉承担起各自的职责,使各项工作环环相扣,保证了本书在纪念我们下乡45周年时面世。由陆大铿、韦雪妮、张穗华、龚伊雯、徐逸敏、黄乃牧、王克俭等组成的编辑小组对来稿进行了认真审读和编辑,全书最终由沈国明统稿。郭晓成、张国民和周履康以及周启群为本书的照片、地图制作付出了极大的辛劳,蒋明在本书的装帧设计上精益求精,精神令人钦佩。
    本书由百余位未曾从事文字工作的知青撰写,他们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所述内容也许未尽意,但是把引龙河畔的知青历史大体记录了下来。在我看来,这是知青历史长河中的一捧水,是可以映见更广阔世界的。
    2014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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