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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涌重做上海人

    2017年 03月 02日
    来源:《中国梦·知青梦》征文 作者:翁婉青 点击:
    2009年4月7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当我从派出所户籍民警手中接过户口簿。那一刻,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模糊的视线中,我注视着手里的户口簿良久,引起了民警的关注。她轻声问我:“你怎么啦?”我摇了摇头,激动地说了声:“谢谢你

    2009年4月7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当我从派出所户籍民警手中接过户口簿。那一刻,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模糊的视线中,我注视着手里的户口簿良久,引起了民警的关注。她轻声问我:“你怎么啦?”我摇了摇头,激动地说了声:“谢谢你!”猛一转身,快步跑出派出所。一路上,我只有一个念头:快!快!快点儿回家!我要把这一喜讯告诉妈妈!

    我一进家门,赶紧取出母亲的遗像,轻轻抚摸,细细端详,回想母亲一生的操劳,对我们四个子女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关爱……联想自己39年在外地所承受的压力与辛劳,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失声痛哭起来。我哽咽着对母亲说:“妈,我的户口迁回来了!您的夙愿实现了,您在天堂里是否听见?……”

    1970年4月9日,我报名下乡,把上海户口迁往江西,当时也没太多的悲伤,毕竟我才十七岁,不谙世事艰难。

    户口迁出的那段情景我依稀记得:我和大弟同是1969届毕业生,一片红,全下乡。那天,我们到了派出所,只见七、八个学生排着队伍迁户口。不多时,轮到我俩了。我迟疑一下,便把户口簿递进窗口,说:“迁去江西和安徽。”“什么?到底迁往何处?讲清楚。”他看着我一脸狐疑。“我俩是姐弟,一起下乡务农。”我指着站在身旁的大弟解释道。这时户籍警打量了片刻,笑着说:“想好了?一起迁,两个插队落户。”“不!我家三个插队落户。”大弟抢着说。“唉!作孽,一家三个务农。”不知谁冒出了一句。这时,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把目光投向我俩。当时,我能感觉到,这是同情与无奈的目光。

    回家的路上,突然起风了,下雨了,我感觉步子沉重了。一路上我俩默默无语地走着。当晚,我们谁也不敢把白天迁户口的事告诉母亲,怕她伤感。

    1970年4月21日,我踏上了上海至抚州的知青专列。列车一开动,亲友们送别的泪水,一下子让我懵了:这一去,我何时才能回上海?想到这里,我失声痛哭……


    来到江西黎川山区,云蒸霞蔚让我少见多怪,蛮风瘴雾更揪我心。

    远眺这大山,层峦叠嶂,树木郁郁葱葱;农宅零零落落地布落在山腰或山脊上;而我们落户的何家村庄,恰在顺手可及白云青雾的山峦之巅。在何家村,睁开眼,看到的是大山;出门盘旋九曲十八弯,行走山间,野风扑面,真有点凄凉惧心。那些夜晚,我时常作恶梦。一梦醒来,扪心自问:都说江西山清水秀,是鱼米之乡,为什么我却偏偏落户在这穷乡僻壤呢?那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更不敢往下想……

    现实告诉我,我已经是何家村的一员了,已经不再是上海人了,唯有“既来之,则安之”。村里虽然贫穷,可老表们希望他们的孩子能读书认字。也许是自己劳动得不错,很快队里让我担任民办小学的教师。打那以后,我尽心投入教育事业,先后在黎川县洵口公社白沙小学、潘家小学、何家小学三所小学任教。培养了一代农家子弟,为山区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奉献。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们虽然习惯了山里的生活,适应了繁重的劳作,但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却与日俱增,知青们常常会在梦中回到久别的上海,扑入母亲的怀抱。就在我热衷于乡村教师的工作期间,上海知青有的当兵去了,有的进了工矿,也有个别的上了大学。羡慕之余,我也萌发了回上海的念头。曾有多少个夜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但不知道回家之路在何方,我真的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上海了。

    时光流转,一过就是六年。1976年我远嫁福建,在一个小县城里继续为孩子们授课。一路走来,坎坎坷坷,有笑也有泪。

    1979年,身边的知青们一个个把户口迁回了上海,我好心动!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儿,都说女儿是母亲的心头肉当时妈妈也希望我能回上海。可我已在福建工作,根据政策规定,我不符合返城条件。

    1980年,我有了一次返城的机会。我原来的一个学生,他父亲是部队的团级干部。闲聊中这位热心的家长得知我思乡心切,就委托他在上海某机关任职的战友帮忙,给我搞了一张回上海的调令,当时的我兴奋不已。可就在要迁户口的前夕,我和丈夫意见发生了分歧。他是福建当地干部,儿子才二岁,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使我俩意见不一。最终我考虑家庭,也为了孩子,奈何地选择了留下。次年,那个热心的家长在全家迁回上海前,再次提醒我:“翁老师,上海知青返城工作已接近尾声,这是回上海的末班车,你要三思,我愿意再帮你一次。”我何尝不想!母亲每每来信都急切地盼着我户口迁回家,可我在没法说服丈夫的情况下,除了感激对方的好意,我还能做什么呢?就这样,返城的机会,再次与我擦肩而过。

    1991年,喜讯传来,政府出台了知青子女可以回城落户的政策,这正是我们这些回不了城的老知青梦寐以求的大好事,使我又一次看到了希望。我想,只要孩子能回上海读书,将来我一定有希望重做上海人。于是我立即行动,把孩子的有关申报材料以最快速度备齐,寄往上海。当孩子的户口落户上海时,我欣喜若狂,万语千言并作一句:党的这一政策真好!大得人心!

    1993年11月,劳累过度的母亲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临终前,她老人家对我说:“婉青,你儿子刚回上海,还幼小,可我却无法再照顾他了。我很不放心,把你儿子迁回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尽快回上海,合家团圆。女儿,答应我吧!为了你的儿子,一定……”“一定!”我握着母亲颤抖的手含泪应允。

    1999年11月,知青户口回迁上海的政策有所松动,不受年龄限制,只要办了退休手续,就能报进户口。机会再次来临。尽管我只有46岁,强烈的乡情涌上心头,我觉得我再也不能犹豫了!我连夜写好退休申请报告,单位领导再三挽留,可我态度坚决,执意要回上海。很快我办妥了退休手续,回到上海,前前后后跑了几趟派出所,总算上报材料基本齐全,我长长地松了口气,这时已到了年末。

    谁知两天后,派出所通知我再补办一份资料。等材料从福建寄回上海,已是跨年了。我万万没想到,提交这份材料时,窗口的户籍民警告诉我:“上面有了新规定:从2000年1月1日起,知青户口迁回上海,女性必须年满55周岁,还必须有居住处……”天哪!简直是五雷轰顶!为了这个户口,我沪闽两地奔走,累得精疲力尽不说,还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放弃待遇优厚的司法局工作,宁愿退休工资打八折!我欲哭无泪,盼望回城的第三次机会,又眼睁睁地失去了,我曾想过,55岁,于我还有九年,谁知道九年后政策将会怎样?我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

    在期盼和焦躁中我等到了2008年。这年,我55周岁,达到政策允许迁户口的年龄了。我跟父亲商量,想把户口暂时落在他处,父亲应允了,让我把申报材料交给他。我爸原在公安局工作,我想他去办能更快一些吧。我当即就把申报材料交于父亲。三个月过去了,父亲说在办理中;半年过去了,他却支支吾吾的。我说:“爸,都半年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看着我,慢吞吞地说:“资料被民警弄丢了。”“什么?这怎么可能?结婚证、独生子女证、退休证都是原件,怎么补?”我为之伤感极了,比之2000年元旦的政策收紧给我的打击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自己的父亲,我无语,也无奈,只好重新申报。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我交给父亲的申报材料,一直躺在他的樟木箱里“睡大觉”。那是,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几个子女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意外发现的,纸包里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婉青,是干部,自愿放弃回上海。这让我非常心惊!让我周身冰凉!我顿时感到全身的血液直往脑门窜,任凭泪流满面,竟说不出一句话来!父亲啊,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户口的迁入,会涉及到家庭房产,可我早已明确表示我绝不会要家里的房产,只是迁个户口而已呀!老父已殁,事也过了,这是老天在我的梦想之路上设置的最后一个障碍。

    有梦就有希望。儿子出息了,2009年,他为我买了新房,装修一新,我们老俩口终于老有所居了。同年4月7日,我的户口顺顺利利迁回上海,39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激情与泪涌之时,我对着母亲的遗像说:“妈妈!您的女儿回来了!重新做回上海人了!”


    (作者系原江西省黎川县洵口公社白沙大队插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