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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起梦落忆当年

    2017年 03月 02日
    来源:《中国梦·知青梦》征文 作者:王震亚 点击:
    人到老年,难免忆旧,萦绕于怀的总是我在北大荒度过的那段梦起梦落的知青岁月。 一 1969年,我们肩负着“屯垦戍边”的使命,怀揣着“把北大荒建成北大仓”的梦想从北京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41团11连。第一天踏上北大荒的土地,就感受到它的辽阔,一望无

    人到老年,难免忆旧,萦绕于怀的总是我在北大荒度过的那段梦起梦落的知青岁月。


     一

    1969年,我们肩负着“屯垦戍边”的使命,怀揣着“把北大荒建成北大仓”的梦想从北京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41团11连。第一天踏上北大荒的土地,就感受到它的辽阔,一望无边的地块,仿佛与天际相接。那时,正是夏收时节,微风拂过,麦浪滚滚,湛蓝的天空下,一台台火红的拖拉机牵引着康拜因行进在金黄色的麦海中,这是一幅色彩多么丰富而又鲜明的美妙画卷啊。当晚入梦,俨然已成为了一名收割机手。

    北大荒的气候变幻无常。一夜暴雨,便完全改换了它的容颜。此后,一连半个月都难得露出半个太阳来。拖拉机与康拜因被泥水所拘禁,无法发挥它们的威力。于是,我们这些新来的知青,便与老职工们一起挥镰上阵了。从太阳出来到日头落下,大家蹚着水,踩着泥浆,在数千米的长垄里,从地头直干到地尾。其间,想要直直腰,酸疼的腰却不听使唤,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了;长时间握镰刀的右手更是蜷曲着,伸展开来都很费劲儿。此时的梦想变得很实际,就是盼着老天长眼,快点儿转晴。

    总算,经过全连数百人十多天鏖战,终于把麦子都抢割了下来,但仍一垛一垛地戳在地里,急需脱粒,以防霉变。雨过天晴,康拜因可以下地了,但无法对成堆的麦垛拾禾,必须用人工配合作业。我们农工班的任务就是给行进中的康拜因“喂大嘴”。与割麦比较,身高臂长的人显然适合干这种活儿。我与同为1米80左右的校友陈虎为一组,一人一把四齿叉,守候在麦垛旁,待到拖拉机牵引着康拜因驶近时,我们使尽浑身解数用叉子挑起几大捆麦子,投进康拜因的“大嘴”里。迅疾转身再叉起几捆使劲投进去。剩下的麦子就要小跑着追上去才能投进去。康拜因行驶到前面的麦垛,下一组战友便立刻振臂挥叉甩入麦捆。我们这组又向前面的麦垛跑去,马不停蹄地跟随着机车作业,累得汗流侠背。遇到麦垛大的,几叉子甩不完,生怕跟不上康拜因的前行速度,我们就干脆扔掉四齿叉,展开双臂去抱麦子。通常一次可以搂上五六捆小麦。效率是提高了,但浑身的汗水沾满了麦秸,细细小小的芒刺钻到衣服里边,又痒又疼。当时人们就是这样和机器较劲的,代价是体力的透支,好在我们还很年轻,而且,兵团的好处之一就是餐餐能吃饱。记得在地头,半斤一个的大馒头,我一口气能吃下四个!

    此后的一段时间,多是麦场上的活计:脱谷、扬场、入囤、装运。而当满山的树叶变得红黄斑斓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在无垠的豆地里忙碌了。遇到时雨时晴的鬼天气,仍然需要从早到晚的人工收割。但是有了麦收的磨练,镰刀在手中已被运用得灵活自如了。我们跟老把式一样,左手前伸,一推一搂;右手挥镰,一探一收。嚓!嚓!嚓!……一口气就能割出几十米。累,依旧是累!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晚上收工回宿舍,倒在炕上就不想起来,在这紧张的劳动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以往不曾有过的体验,那就是人晒黑了,肌肉发达了。

    比起收割小麦、大豆,我更喜欢干的农活是在大地里掰玉米——因为无需大哈腰。只见一人多高的玉米帐里,人影绰绰。人们斜挎背篓,行进在两条垄沟中间,左右开弓,双手同时伸向两侧的玉米棒,单手剥去玉米棒外裹着的好几层外皮,然后手掌往玉米棒的根部一顶,五指环扣,猛一用力,玉米棒便脱离杆身,顺势被甩入背篓中。我曾经打过篮球,双手比较灵活,很快就掌握了这套本领。但毕竟是细皮嫩肉的小青年,背篓渐重时,两手也开始酸痛了。于是,我就改用一只手来掰,左右手倒替着休息。可是这样一来进度大大减慢,很快就被老职工甩出老远。后来从老职工那儿学会使用小工具,双手就能省下不少力气。这工具很简单,就是把小竹片的一头削尖,中部穿上绳扣,套在中指上。掰玉米时,用竹签去挑破、剥除玉米的外皮,手指就没那么累了。收玉米的战役干完后,双手毛糙不说,手指上仍是划痕累累。在那“革命化”的年代,大家以苦为乐,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是乐观和积极的,梦想年终能评上个“五好战士”也就心满意足了。


    1970年初,我被调到新建的19连。这个连队是刚刚完成二抚国防公路修建任务后回来的,已改组成武装连队,除了开荒种地,还担负师、团基地的修建和警卫任务。连队依山临水,面对荒草甸子,景致相当优美,就是北距团部50里,位置相当偏僻,生活也相当艰苦。我在那里一呆就是6年。


    1972年王震亚(右一)与荒友于19连。身后为篮球场;半坡两栋是知青宿舍;坡上那栋是小学教室

    说它艰苦,首当其冲的是少水。连队前面的小河沟,只有在雨季才会有水,连里唯一的一口水井,全靠地表水渗入,到了冬天就干涸了。于是,全连职工、家属的生活用水要靠“尤特”(一种胶轮拖拉机)每天到几十里外的水库去运冰,然后再按人头分配给大家。在这种情况下,节水成了首屈一指的大事。早上洗完脸的水一般是舍不得倒掉的,要留到晚上继续洗脸、洗脚用。有人戏称我们是“一三五不洗,二四六干擦,星期天休息”。虽是玩笑,却也属实。

    再就是缺房。百多名男知青分别栖身于几顶帐篷里。仗着铁皮桶里塞满了燃烧的木头拌子,铺上的温度还是不低的,但铺底下却冰冷异常,脸盆里的牙膏冻得挤不出来。

    女知青的条件要稍好于我们。她们几十人集中住在与马号相连的棚屋内。尽管气味不佳,也好歹有南北两铺大炕。由于那是连里唯一的房子,而且比较大,所以全连开会也常在那里。无论多脏的衣服都在炕上滚着、挤着、蹭着,害得散会后女知青们又得清理一番,忙个不迭。

    几个月后,天气转暖。新打的井也出水了——水荒算是解决了。一年后,我们在山坡上盖了几栋土坯房。青石垒墙基,红瓦盖屋顶,人们调侃说是“穿鞋戴帽”的房屋。大家总算有了比较像样的安居之舍了。

    夏日,绿树掩映着红瓦,从远处看过来,别是一番美景。只是当年,似乎少有这种雅兴。冬天,冰雪覆盖了坡道,上山下坡,免不了滑倒。好在年轻,滚一身雪,磕破点儿皮,全不在意,反而咧嘴大笑。

    从坡下的水井到宿舍,约有三十来米,挑水上坡,自是男女知青日常必做的功课。有时,扁担不够用,一手一桶,也能把水提上坡顶。想那电影《少林寺》里的武僧们,也不过如此吧!

    白天,我们外出垦荒,宿舍一片空寂。傍晚收工后,坡上坡下顿时热闹起来。尤其是休息日的午后,好动的男知青便聚在坡脚一小块平地上打篮球。其实,一周的劳作是很累的,但毕竟年轻,有宣泄不完的精力。有时,女知青们梳洗完毕,也来凑热闹。看到她们在一旁观战,场上打球的小伙子们自然更加兴奋。跑篮、跳投、盖帽、抢断,赢来一片喝彩声。

    夜幕降临,各归各的宿舍。脸盆放在炉台上,很快就飘逸出葵花子的香味。全宿舍的人,散坐在炕沿上嗑瓜子。第二天,你看吧,满地都是瓜子壳。那场景,从入秋可以延续到年后。

    一度,战备紧张,夜里还得轮流站岗。北疆之冬,本来就冷,赶上雪后风紧,再厚的棉大衣也难抵夜寒。好容易熬到换岗,进屋时已经冻得哆哆嗦嗦。交接班时按规定要退子弹,一不小心,也曾有人因此走火。好在子弹有眼,只是将“喂得罗”(俄语音译,铁皮水桶)打穿,未酿成伤人夺命的悲剧。后来几年,倒是不站岗了,但运动、号召一来,也得摸黑早起,积肥、挖沟、修水利什么的,以示响应。

    伐木、开荒、春播、夏锄、秋收,我们的努力还是有收获的——小麦、大豆一片金黄。“把北大荒建成北大仓”的梦想并没有停留在口号上。然而,低产量的收获与高消耗的付出便不成比例,经济核算的结果是亏损的帽子一戴几年。其实,何止是19连呢?兵团的不少连队,都在亏损。

    亏损让金黄的收成减色,亏损使青春的激情消退,亏损逼得180余人的武装连缩编成二十来人的轮训队。兵团的出路在那里?知青的未来是什么?建成北大仓的目标何时才能实现?这问号,也一直贯穿在知青思亲念乡的梦境里。


    现在,连队知青宿舍变为废墟,但场部职工住宅已成规模。


    1973年夏,我被抽到连队小学校当教师。学生虽然不多,却包含了六个年级,所以必须实行复式教学——一个教师同时教两至三个年级。

    与我搭档的女教师是上海知青。开始没经验,她的高音与我的低音一度混响在本就不大的教室里,使得两边的学生都受到干扰,影响了教学效果。我们经过摸索和调整逐步实行错位上课,我在教室这端给高年级学生分析语文课文,她就在教室的那头让低年级学生做算术习题。待到她讲课时,我则布置学生写作文、练大字。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我们达成了默契。

    别看学校小,我们还是想方设法使其尽可能的完善:统一吹哨上课,按时下课;课间做操、游戏,一丝不苟。设置的课程,包括音乐、图画、体育一样也不少。连领导还请木工给学校做了单杠、双杠、跨栏等运动器具,我们还自己挖了沙坑,购买了跳绳,满足了开展体育活动的需要。我俩无论谁摊上探亲,总会四处搜寻,尽量多带些图片资料回来,以开阔孩子们的眼界。“文革”风暴终止了我们的学业,打碎了一代人的大学梦;而我们从当教师起,心中就竖起了一个新的目标,就是要尽己所能,当好老师,期盼着我们的学生能有一个顺遂的未来;甚至憧憬着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些人考入清华、复旦——这也是我们这批“老三届”在“文革”前的梦想啊!

    学生放学后,我们备课、批改作业。晚间,教室成了连队职工的阅览室,也是知青扎堆聊天或讨论的文化场所。九点之后众人散去,我们又一起打扫教室,收拾图书。其实,一共也没有多少图书,我们却细心地呵护着这些“劫后余生”来之不易的书籍,因为它们承载着我们的梦想,也因为此时才是我俩独处的时光。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红领巾时的趣事、中学时代的梦想、大串联时的见闻,来兵团后的种种感受等等。赶上下雪的周末,背靠火墙,让暖气烘透全身;放眼窗外,雪花漫天狂舞。此时,与她守着油灯,嗑着瓜子,或默默相对思念远方的亲人,或敞开心扉倾情交谈。渐渐地,我们在心与心的交流中由相知到相爱。后来我们一同被调到四营中学任教。再后来返回各自的城市。1984年春我们通过商调得以团聚,安家于北京。

    后知青时代,我在高校任教,她在事业单位任职,我们开始为新的梦想奋斗。生活依然艰辛,工作需加倍努力,但有了北大荒的历练,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能坦然应对。

     2004年“五一”长假,我们回到了阔别30年的黑龙江八五五农场19连。天还冷,树已绿。老远,我们就搜寻着山坡上的学校。然而,红瓦没有了,土墙没有了,甚至连墙基石的踪影都没有了。还好,西侧把头那栋房架子没有完全垮塌,留下了一点点当年连队的影子。在伤感的同时,漂亮的场部和现代化的农机具又让我们无比开心。是改革开放推动了农村城镇化进程,如今的北大荒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北大仓,我们当年的梦想真的实现了!


    2004年,王震亚与妻子董玉凤重回19连


    (作者系原黑龙江兵团41团北京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