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老年，难免忆旧，萦绕于怀的总是我在北大荒度过的那段梦起梦落的知青岁月。
一
1969年，我们肩负着“屯垦戍边”的使命，怀揣着“把北大荒建成北大仓”的梦想从北京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41团11连。第一天踏上北大荒的土地，就感受到它的辽阔，一望无边的地块，仿佛与天际相接。那时，正是夏收时节，微风拂过，麦浪滚滚，湛蓝的天空下,一台台火红的拖拉机牵引着康拜因行进在金黄色的麦海中，这是一幅色彩多么丰富而又鲜明的美妙画卷啊。当晚入梦，俨然已成为了一名收割机手。
北大荒的气候变幻无常。一夜暴雨，便完全改换了它的容颜。此后，一连半个月都难得露出半个太阳来。拖拉机与康拜因被泥水所拘禁，无法发挥它们的威力。于是，我们这些新来的知青，便与老职工们一起挥镰上阵了。从太阳出来到日头落下，大家蹚着水，踩着泥浆，在数千米的长垄里，从地头直干到地尾。其间，想要直直腰，酸疼的腰却不听使唤，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了；长时间握镰刀的右手更是蜷曲着，伸展开来都很费劲儿。此时的梦想变得很实际，就是盼着老天长眼，快点儿转晴。
总算，经过全连数百人十多天鏖战，终于把麦子都抢割了下来，但仍一垛一垛地戳在地里，急需脱粒，以防霉变。雨过天晴，康拜因可以下地了，但无法对成堆的麦垛拾禾，必须用人工配合作业。我们农工班的任务就是给行进中的康拜因“喂大嘴”。与割麦比较，身高臂长的人显然适合干这种活儿。我与同为1米80左右的校友陈虎为一组，一人一把四齿叉，守候在麦垛旁，待到拖拉机牵引着康拜因驶近时，我们使尽浑身解数用叉子挑起几大捆麦子，投进康拜因的“大嘴”里。迅疾转身再叉起几捆使劲投进去。剩下的麦子就要小跑着追上去才能投进去。康拜因行驶到前面的麦垛，下一组战友便立刻振臂挥叉甩入麦捆。我们这组又向前面的麦垛跑去，马不停蹄地跟随着机车作业，累得汗流侠背。遇到麦垛大的，几叉子甩不完，生怕跟不上康拜因的前行速度，我们就干脆扔掉四齿叉，展开双臂去抱麦子。通常一次可以搂上五六捆小麦。效率是提高了，但浑身的汗水沾满了麦秸，细细小小的芒刺钻到衣服里边，又痒又疼。当时人们就是这样和机器较劲的，代价是体力的透支，好在我们还很年轻，而且，兵团的好处之一就是餐餐能吃饱。记得在地头，半斤一个的大馒头，我一口气能吃下四个！
此后的一段时间，多是麦场上的活计：脱谷、扬场、入囤、装运。而当满山的树叶变得红黄斑斓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在无垠的豆地里忙碌了。遇到时雨时晴的鬼天气，仍然需要从早到晚的人工收割。但是有了麦收的磨练，镰刀在手中已被运用得灵活自如了。我们跟老把式一样，左手前伸，一推一搂；右手挥镰，一探一收。嚓！嚓！嚓！……一口气就能割出几十米。累，依旧是累！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晚上收工回宿舍，倒在炕上就不想起来，在这紧张的劳动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以往不曾有过的体验，那就是人晒黑了，肌肉发达了。
比起收割小麦、大豆，我更喜欢干的农活是在大地里掰玉米——因为无需大哈腰。只见一人多高的玉米帐里，人影绰绰。人们斜挎背篓，行进在两条垄沟中间，左右开弓，双手同时伸向两侧的玉米棒，单手剥去玉米棒外裹着的好几层外皮，然后手掌往玉米棒的根部一顶，五指环扣，猛一用力，玉米棒便脱离杆身，顺势被甩入背篓中。我曾经打过篮球，双手比较灵活，很快就掌握了这套本领。但毕竟是细皮嫩肉的小青年，背篓渐重时，两手也开始酸痛了。于是，我就改用一只手来掰，左右手倒替着休息。可是这样一来进度大大减慢，很快就被老职工甩出老远。后来从老职工那儿学会使用小工具，双手就能省下不少力气。这工具很简单，就是把小竹片的一头削尖，中部穿上绳扣，套在中指上。掰玉米时，用竹签去挑破、剥除玉米的外皮，手指就没那么累了。收玉米的战役干完后，双手毛糙不说，手指上仍是划痕累累。在那“革命化”的年代，大家以苦为乐，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是乐观和积极的，梦想年终能评上个“五好战士”也就心满意足了。
二
1970年初，我被调到新建的19连。这个连队是刚刚完成二抚国防公路修建任务后回来的，已改组成武装连队，除了开荒种地，还担负师、团基地的修建和警卫任务。连队依山临水，面对荒草甸子，景致相当优美，就是北距团部50里，位置相当偏僻，生活也相当艰苦。我在那里一呆就是6年。
1972年王震亚（右一）与荒友于19连。身后为篮球场；半坡两栋是知青宿舍；坡上那栋是小学教室
说它艰苦，首当其冲的是少水。连队前面的小河沟，只有在雨季才会有水，连里唯一的一口水井，全靠地表水渗入，到了冬天就干涸了。于是，全连职工、家属的生活用水要靠“尤特”（一种胶轮拖拉机）每天到几十里外的水库去运冰，然后再按人头分配给大家。在这种情况下，节水成了首屈一指的大事。早上洗完脸的水一般是舍不得倒掉的，要留到晚上继续洗脸、洗脚用。有人戏称我们是“一三五不洗，二四六干擦，星期天休息”。虽是玩笑，却也属实。
再就是缺房。百多名男知青分别栖身于几顶帐篷里。仗着铁皮桶里塞满了燃烧的木头拌子，铺上的温度还是不低的，但铺底下却冰冷异常，脸盆里的牙膏冻得挤不出来。
女知青的条件要稍好于我们。她们几十人集中住在与马号相连的棚屋内。尽管气味不佳，也好歹有南北两铺大炕。由于那是连里唯一的房子，而且比较大，所以全连开会也常在那里。无论多脏的衣服都在炕上滚着、挤着、蹭着，害得散会后女知青们又得清理一番，忙个不迭。
几个月后，天气转暖。新打的井也出水了——水荒算是解决了。一年后，我们在山坡上盖了几栋土坯房。青石垒墙基，红瓦盖屋顶，人们调侃说是“穿鞋戴帽”的房屋。大家总算有了比较像样的安居之舍了。
夏日，绿树掩映着红瓦，从远处看过来，别是一番美景。只是当年，似乎少有这种雅兴。冬天，冰雪覆盖了坡道，上山下坡，免不了滑倒。好在年轻，滚一身雪，磕破点儿皮，全不在意，反而咧嘴大笑。
从坡下的水井到宿舍，约有三十来米，挑水上坡，自是男女知青日常必做的功课。有时，扁担不够用，一手一桶，也能把水提上坡顶。想那电影《少林寺》里的武僧们，也不过如此吧！
白天，我们外出垦荒，宿舍一片空寂。傍晚收工后，坡上坡下顿时热闹起来。尤其是休息日的午后，好动的男知青便聚在坡脚一小块平地上打篮球。其实，一周的劳作是很累的，但毕竟年轻，有宣泄不完的精力。有时，女知青们梳洗完毕，也来凑热闹。看到她们在一旁观战，场上打球的小伙子们自然更加兴奋。跑篮、跳投、盖帽、抢断，赢来一片喝彩声。
夜幕降临，各归各的宿舍。脸盆放在炉台上，很快就飘逸出葵花子的香味。全宿舍的人，散坐在炕沿上嗑瓜子。第二天，你看吧，满地都是瓜子壳。那场景，从入秋可以延续到年后。
一度，战备紧张，夜里还得轮流站岗。北疆之冬，本来就冷，赶上雪后风紧，再厚的棉大衣也难抵夜寒。好容易熬到换岗，进屋时已经冻得哆哆嗦嗦。交接班时按规定要退子弹，一不小心，也曾有人因此走火。好在子弹有眼，只是将“喂得罗”（俄语音译，铁皮水桶）打穿，未酿成伤人夺命的悲剧。后来几年，倒是不站岗了，但运动、号召一来，也得摸黑早起，积肥、挖沟、修水利什么的，以示响应。
伐木、开荒、春播、夏锄、秋收，我们的努力还是有收获的——小麦、大豆一片金黄。“把北大荒建成北大仓”的梦想并没有停留在口号上。然而，低产量的收获与高消耗的付出便不成比例，经济核算的结果是亏损的帽子一戴几年。其实，何止是19连呢？兵团的不少连队，都在亏损。
亏损让金黄的收成减色，亏损使青春的激情消退，亏损逼得180余人的武装连缩编成二十来人的轮训队。兵团的出路在那里？知青的未来是什么？建成北大仓的目标何时才能实现？这问号，也一直贯穿在知青思亲念乡的梦境里。
现在，连队知青宿舍变为废墟，但场部职工住宅已成规模。
三
1973年夏，我被抽到连队小学校当教师。学生虽然不多，却包含了六个年级，所以必须实行复式教学——一个教师同时教两至三个年级。
与我搭档的女教师是上海知青。开始没经验，她的高音与我的低音一度混响在本就不大的教室里，使得两边的学生都受到干扰，影响了教学效果。我们经过摸索和调整逐步实行错位上课，我在教室这端给高年级学生分析语文课文，她就在教室的那头让低年级学生做算术习题。待到她讲课时，我则布置学生写作文、练大字。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我们达成了默契。
别看学校小，我们还是想方设法使其尽可能的完善：统一吹哨上课，按时下课；课间做操、游戏，一丝不苟。设置的课程，包括音乐、图画、体育一样也不少。连领导还请木工给学校做了单杠、双杠、跨栏等运动器具，我们还自己挖了沙坑，购买了跳绳，满足了开展体育活动的需要。我俩无论谁摊上探亲，总会四处搜寻，尽量多带些图片资料回来，以开阔孩子们的眼界。“文革”风暴终止了我们的学业，打碎了一代人的大学梦；而我们从当教师起，心中就竖起了一个新的目标，就是要尽己所能，当好老师，期盼着我们的学生能有一个顺遂的未来；甚至憧憬着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些人考入清华、复旦——这也是我们这批“老三届”在“文革”前的梦想啊！
学生放学后，我们备课、批改作业。晚间，教室成了连队职工的阅览室，也是知青扎堆聊天或讨论的文化场所。九点之后众人散去，我们又一起打扫教室，收拾图书。其实，一共也没有多少图书，我们却细心地呵护着这些“劫后余生”来之不易的书籍，因为它们承载着我们的梦想，也因为此时才是我俩独处的时光。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红领巾时的趣事、中学时代的梦想、大串联时的见闻，来兵团后的种种感受等等。赶上下雪的周末，背靠火墙，让暖气烘透全身；放眼窗外，雪花漫天狂舞。此时，与她守着油灯，嗑着瓜子，或默默相对思念远方的亲人，或敞开心扉倾情交谈。渐渐地，我们在心与心的交流中由相知到相爱。后来我们一同被调到四营中学任教。再后来返回各自的城市。1984年春我们通过商调得以团聚，安家于北京。
后知青时代，我在高校任教，她在事业单位任职，我们开始为新的梦想奋斗。生活依然艰辛，工作需加倍努力，但有了北大荒的历练，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能坦然应对。
2004年“五一”长假，我们回到了阔别30年的黑龙江八五五农场19连。天还冷，树已绿。老远，我们就搜寻着山坡上的学校。然而，红瓦没有了，土墙没有了，甚至连墙基石的踪影都没有了。还好，西侧把头那栋房架子没有完全垮塌，留下了一点点当年连队的影子。在伤感的同时，漂亮的场部和现代化的农机具又让我们无比开心。是改革开放推动了农村城镇化进程，如今的北大荒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北大仓，我们当年的梦想真的实现了！
2004年，王震亚与妻子董玉凤重回19连
（作者系原黑龙江兵团41团北京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