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15日，经过了一个星期的路程，我们从繁华的上海跨越了千山万水，来到了黑龙江省爱辉县（现黑河市爱辉区）张地营子公社达音山生产队插队落户。
这是一个满族汉族共同居住的村落，满族人原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清代末年逐渐消失，现在通用汉文，汉字。因此，我们来了以后，并没有感觉到满族人与汉人有什么不一样，两个民族的人融洽的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达音山村坐落在小兴安岭的山脚下，背靠连绵起伏的山林,三月份的兴安岭还是“冰天雪地”，白雪覆盖山坡，山坡上绿色的松树透露着冷峻的美。山坡下有二十三户人家，院落大致都一样：土坯房，土墙表面抹黄泥，房脊苫草或镶木瓦。
我发现当时村里唯一的最好的红瓦房，就是我们的女生宿舍，宿舍前面还有两个篮球架。这篮球架矗立在兴安岭脚下的一个小小的山村里，如此夺目，如此耀眼。它的存在让我感到安慰，篮球架代表着一种文化，篮球架有学校的气息。偏远山村里的人们为知青想的周到，这儿的人们一定是善良的！
宿舍里，我们睡的是个“L”型的东北大炕。房中间有道火墙，火墙是东北农村房子里必备的取暖的墙。冬天单靠火炕是不够的，把火墙烧得热热的，再冷的天，就是零下四十几度，房间里也是温暖如春。
晚上，我们十个女孩住一个宿舍：有小巧玲珑的薇龄，秀丽的阿谊，乖巧的福英，会说故事的美芳，体弱的文建，憨厚的阿平，大大咧咧的梅英，能吃苦耐劳的恩克，心灵手巧的招弟和我。
我们坐在暖暖和和的炕上却不知怎么睡？第一次睡东北大炕，该睡哪一头？不知是谁建议：像上海睡床一样头朝里睡。于是我们一字儿排开，一个挨着一个躺下，火炕真是暖和，睡到半夜感到热得脸都发烫。第二天一早，为我们知青食堂做饭的黑河青年魏顺花来了。魏顺花是黑河知青中的大姐，66届高中毕业，朝鲜族人。她有着一张典型的朝鲜人的面孔，天生的卷头发扎成两条小辩，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她推开我们的房门，见我们一个个头朝里睡得满脸通红，“咯，咯，咯......”顺花姐笑得前伏后仰。她告诉我们：睡炕应该头朝外睡，炕沿上凉，适宜睡头，炕里头热，脚暖和。她还说：“如果在山里睡觉头就得睡在里面，防野兽”。
吃早饭时，男生们来了，才知道昨晚他们也闹了一个笑话。
生产队安排上海的十五个男生住生产队队部，队部是生产队开会与安排日常工作的地方。晚上喂马的人也在队部值班，生产队有几十匹生产用的马，每天晚上马要吃夜草。
马是很爱清洁的动物，脏水是不喝的，于是老乡在给马喝水用的桶上，特意写上了“马桶”两字。这是提醒人们：喂马的桶保持干净。没想到，这样一来，竟造成了误解：
六十年代的上海，普通人家居住环境一般还很差，人们在家大小便的用具也叫“马桶”，“马桶”在上海人人皆知，上海人不知道马桶就如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
男知青们想：东北老乡真体贴，连这个生活细节都为我们想到了，于是他们们理所当然的享用了。早上，喂马的付大爷来了，一看“马桶”里臭气熏天，十分生气，经过一番解释好不容易才消除了误会。
这是由于上海——黑龙江实在离得太远，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差别太大所致。
那个喂马的付大爷以后成了知青们的好朋友，四十多岁的他，经常跟在十六，七岁的上海知青后面学说上海话，很是有趣。
付大爷是达音山第一个学说上海话的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付大爷学说上海话：“有数”这个词，这个“有数”用上海语调说，到了付大爷的嘴里就变成了“有葱”了，惹得我们哈哈大笑。可付大爷不在乎我们笑话他，依旧努力的学着。
没多久，四十多岁的付大爷开口和我们说话，总是喜欢带上“阿拉”这个上海语，风趣的很！如今，付大爷早已做古，可他留给我们上海知青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可爱而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