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的光辉一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

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中日双方的实际状况，国际军事运输对坚持抗战至关重要，对取得抗战的完全胜利作出有力支撑与独特贡献，我的父辈有幸投身抗日国际军运，参与了这一段艰难而又辉煌的抗战岁月。

1937年10月淞沪抗战激烈之时，伯父庄汉开受时任兵工署长的俞大维指派，带领父亲庄汉定等人，从南京南下广州前往香港开启抗战国际军运工作，参与军委会西南运输总处的组建，并由此见证了抗日国际军运的全过程。

建议苏联船长将坦克直运南沙支援徐州及台儿庄战场（1938）

香港－广州成为抗战爆发初期和战略防御阶段最为重要的国际运输通道。随着徐州、武汉等战役的展开，对于武器弹药等物资需求剧增。父亲曾建议苏联船长将百辆T-26坦克，不在香港卸转而直运广州南沙，装备200师52团直接开赴前线，以台儿庄抗击日寇疯狂冲击。

特运100号航空燃油至宁波支持中国空军首炸日本本土（1938）

伯父庄汉开主持香港分处军运业务时曾依据航委会命令，主持一批最高标号航油至宁波的特运任务。日本自建国以来，本土从来没有被攻击过。“神风佐佑日本”被日本军国主义宣扬得神乎其神。但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出动两架“马丁B-10型”轰炸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先于美国首炸日本长崎、福冈。但这二架轰炸机的最大航程仅为900公里，经停宁波时补加的就是这批航油，抗战军运成为首炸日本的幕后支撑。

周恩来副主席徐特立等向首炸日本机组赠送锦旗

滇越铁路明修栈道海防芒街暗渡陈仓”（1939）

中越运输线是中国抗战之初所依重的又一条国际通道。1938年8月伯父奉调总处主管军运业务，全力协助陈修和（陈毅元帅之堂兄）等，就在气势汹汹地停泊在钦州湾外的日寇军舰眼皮底下，用计抢运一批战防炮战车回国，为万家岭痛歼日寇106师团与昆仑关战役击毙日军第5师团21旅团长中村正雄提供军需保障。张发奎、吴逸志、杜聿明、欧震、王耀武等前线将领先后专程致谢。

遥护宋子良亲自押运滇缅公路第一车（1938）

抗战进入持久战后，滇缅公路成为承担军运重任的主要国际通道。滇缅路全长1,453公里，由汉、彝、白、傣、回、景颇、阿昌、苗、傈僳、德昂等各族人民以血肉抢修全线竣工，创造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1938年12月时任西南运输总处主任的宋子良决定亲自带队押运，作为主管国际军运业务的伯父，丝毫不敢懈怠，在昆明一直遥护着这批装满29辆道奇车的军火从缅甸腊戍出发，经过二天多的奔波，经畹町九谷桥口岸顺利入境，由此迈入了抗日国际军运的崭新阶段。

迎接三千南侨机工名垂中国和世界侨史（1939）

父亲于1938年12月奉调新加坡分处，参与了菲律宾和后来更加著名的三千南洋爱国华侨机工的招收工作。在陈嘉庚的号召下，来自新加坡、马来亚等国的爱国侨胞争先恐后报名，其中就有陈嘉庚先生多次表彰的王文松，独子仍争上抗日前线的苏圻来，以及被誉为“滇缅线上花木兰”的李月美。

潘汉年南下计划战略情报引领仰光抢运（1941-1942）

1941年希特勒偷袭苏联，中国共产党潘汉年系统截获日寇拟定南下计划，毛泽东主席指示在将该战略情报通报斯大林可从西伯利亚调兵支援莫斯科的同时，也告知重庆。伯父奉命前往仰光、腊戍、遮放及中印边境考察，提出应变对策。西南运输总处展开抗日国际军运史上著名的“仰光抢运”，为长沙等战役提供了充分的军需保障。

带队经秦代古驿道夜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实施八募突围（1941-1942）

1941年父亲调滇缅军运的另一重要支线八募主管军运。1942年5月日寇先行攻占中缅畹町口岸时，父亲受命在运出所有军械焚毁油库等设施后带领军运所工作人员、电台、医护所、南侨机工义勇队三大队一部突围。途中识破日谍阴谋并将其擒灭，在缅甸华侨和云南少数民族人民支持下历经数十天终于胜利突破日寇封锁线到达保山投入新的军运工作。

在中印缅战区司令部负责舵峰航运的前端调度（1942-1945）

日军截断滇缅公路后，1942年秋伯父奉命前往设在印度新德里的中印缅战区司令部，以兵工署首席代表的名义负责舵峰航运的前端调度。作为二战中世界最长的国际空中军运通道，舵峰航线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实时测算军运方案为开罗会议提供后台支持（1943）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会议。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拟具了《关于未来会议军事方面之建议》，内容包括“发动缅甸战役、分3批装备中国军队90个师、维持美国第14航空队作战能力”等。由于实施方案不仅需要考虑总体规模，还必须与军需供给能力特别是国际军运当量相匹配，伯父按照俞大维的指令连续二周内随时对调整建议实时测算，为会议召开提供后台支持。

三管齐下支持远征军在滇西和缅甸境内的战略反攻（1944-1945）

1943年父亲从重庆奉调到设在卡拉奇和加尔格答的印巴运输处，随着中印公路的建设开通（宋子文出席通车仪式），和滇缅线国内南线和北线一起，形成了三管齐下的军运新格局，支持了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和强渡怒江挥师缅甸的战略反攻。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宋子文，肯定他对持久抗战包括的抗日国际军运的贡献。时任军委会主席的蒋介石也曾对国际军运发出嘉奖令。

父辈在日寇入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和全国亿万民众一起，奋不顾身抵御外侮，并在抗日国际军运中不畏险阻争取最后胜利的抗战精神，激励着我在1965年报名远赴新疆，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21团1连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

不论盛夏骄阳下挥汗锄草定苗、还是严冬零下二十度夜宿冰上打苇子；不论是在巴音布鲁克草原挥鞭放羊，还是到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育种加代，父辈的抗战精神都鼓励我虚心向老军工学习，奋力劳动，尽心工作，数十年来从未请过一天病假。

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初春，我有幸从天山脚下被选派至美国研修。在美期间，我曾前往档案馆寻看了总统华盛顿批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即向华派遣军运专家的命令，以及记载着这批专家姓名和在美国居住地址的文档。

跨入新的世纪，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上海文史研究馆主编的.世纪.杂志刊发了上海市党史办党史信息报王岚采写的“揭开‘西南运输总处’的神秘面纱”等一系列回顾抗日国际军运的文章。

2015年6月家乡常州（武进）举办“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西南国际军运官后裔武进籍华侨座谈会”。

但与更多对抗日国际军运作出巨大贡献的父辈相比，我的伯父和父亲所作的工作非常有限。

中国抗日国际军运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时间最长、跨度最大、难度最高、运量最多、贡献最巨的军运；它不仅将伟大的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是将中国抗战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国的重要载体，对人类正义事业输送巨大的正能量。

而抗日国际军运的领军人物正是上海学子，上海学子对抗日国际军运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必将随着抗战研究的深入而永载青史：

他们中有临危受命肩扛中国抗日国际军运大任的宋子良（曾就学浦东诸文伯学垫、宋家小学堂、圣约翰大学等）；西南运输总处和舵峰航运的幕后英雄和总导演俞大维（曾就学上海复旦中学、复旦大学等）；

踏勘无数峻山恶水最终确定滇缅千里抗日输血线走向的赵祖康（曾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代市长等）；

“九二老父西南行”传主74岁终入党百年婚恋留美名的宗之琥（以创作“于无声处”载入历史的宗福先之父）；设计功果新桥英勇献身抗日国际军运的上海崇明“抗战海归”钱昌淦（抗战中曾命名“昌淦桥”但其家乡崇明堡镇有部门不知有此人）等。

因此非常感谢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指导与支持，非常感谢“抗战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青谈父辈抗战和抗战精神发扬”的抗战知青座谈活动筹备组主持筹办此次活动。

据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抗战精神就是在祖国需要时挺身而出，不畏残暴强敌不怕流血牺牲，用我们的血肉构成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万里长城。发扬抗战精神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而奋斗终身。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遵照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我们要乘此次活动的东风，在新的一年中，努力进行下列探索：

——争取进行抗日国际军事运输史专题研究，填补中国抗日史研究在这一领域中的空白。

——筹办海峡两岸“宋氏家族与抗日国际军运”学术研讨会

——筹办“抗日国际军运展”（或“上海学子与抗日国际军运展”）

——寻求媒体合作如飞虎队那样寻找尘封七十年的援华抗日美国军运专家的事迹及后代

——寻求文艺界关注抗日国际军运精彩故事，创作各种生动活泼形式的作品，使抗战精神得到更加深入的发扬，为放飞中国梦添砖加瓦。

(作者系新疆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