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1月，我开始了人生第一程——插队生涯。七年后，1975年9月，我病退回沪。两年后，1977年12月，我参加了高考。四年后，1982年2月，我开始了人生第二程——职场生涯，先后在化工、石化系统从事工程研究、工程设计、工程建设管理，2002年定格在工程建设标准化和企业标准化，自我感觉是个人的兴趣与特长找到了归宿。五年后，2007年2月，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脑溢血）把我击倒，留下了右侧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我没有逃过发病后半年到一年左右会出现抑郁症的“常态”，幸好及时得到医生的开导，2008年8月，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身体的恢复已经基本定型，从“治疗恢复期”转变为“预防复发期”。“两个基本点”是：①一个难以完全自理的残疾人（已基本定型的现状）；②可以从事适当的脑力工作（从现在开始到未来）。自此，开始了我的人生最后一程——网络生涯。光阴荏苒，不经意之中，“下海”（网海）已经七年多了，这是一个“范围由泛到专，内容由浅入深”的过程。

2009～2010：蹒跚起步

虽然早在九十年代后期我就开始上网，但是真正“与网为伍”开始于2008年11月，我在网易博客注册了“网中人的不老阁”。最初的“豪情壮志”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一次全程回顾。其实，这样的想法太宽泛了。当我把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前期写的回忆和感想放到网上以后，很快有吃完老本、难以为继的感觉。

2009年5月，博友带我进了一个知青论坛，打开了与众多知青交流的新天地。在互动中，我渐渐找到了“玩博”的方向。网上知青写回忆，充栋盈车，不计其数，让我也试图写自传体式样的回忆录。不过，我又希望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雷同于常见的回忆或自传。如何付诸实施，则无先例可循，就先把自己从插队之日开始的日记输入电脑吧。一边码字，一边读着当年的日记，回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回忆录，发现其中不乏讹误与失真。例如，我在1990年回忆说，1969年1月，生产队“分红之后，我所在的知青班开了一个会，一致决议……在班内进行再分配！”但是从当年的日记里看到，岂止是一次班会，前后至少有四次之多，且不说还有多次小范围的沟通甚至是交锋。由此可见，1990年的时候是有意无意受到大氛围及文艺作品的影响，突出知青下乡之初的“清纯”“激情”，导致回忆走样和失真。自此，我对自己的日记“刮目相看”了，“玩博”也就从泛泛的人生回顾，逐步聚焦到相对专一的知青话题上。

2009年11月开始，我利用自己保存的日记笔记信件资料，写作《插队云庄纪实与回忆》系列。经过一年“试行”，2010年11月，我完成了1968年11月～1969年12月的日记整理。静心回味自己留下的日记等资料，对那个岁月、那个时代有了新的感悟；当年在不经意之中留下的沉淀中，可以发掘和整理出更广泛的内容。日记里不仅反映了知青在生活、劳动、思想、情绪方面的变化——生活劳动进入了“锻炼磨合”、思想情绪开始了“蹉跎岁月”，而且还涉及到当年知青管理、农活农事乃至经济、政治等等诸多社会方面。例如，当年朦朦胧胧之中经历的“消灭丫禾（间作稻）”，现在就连中国农科院稻作史的专家们也认为是难得见到的史料；再如，当年糊里糊涂之中亲历的“新的大跃进”，如今我自己也感到目瞪口呆，查阅资料，解开心头之谜，也不啻为人生一大乐事。

2011～2012：扩大视野

正是在解读自己的日记、上网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开始超越个人的经历，跳出小群体的回忆，关注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此事起始于2010年底，“一二.二一指示”42周年，上山下乡话题在网上再度升温。我从网络接触到上海地方志等正式出版物，初步了解了上山下乡运动整体概况的官方描述，又通过对诸多文献的追踪比较，对“一二.二一指示”的由来特别是网上流传的“伪造说”有了自己的认识。

2011年，在整理1970年日记的时候，注意到其中提及“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但是当年插队时从未看到过它，遂上网搜索全文，并由此得知它还有多个版本。它们不仅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且与下乡上山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也有关联。此外在网上看到了当年“北京知青的幸运”，第一次尝试着横向比较京沪两地的上山下乡运动历史，从而感到在思考上山下乡和知青运动的时候不能“一视同仁”。

2012年，继续整理1971年日记。但是，一个偶然机会，我邂逅了自己在四十多年前无意之中留存的一叠“破纸碎片”，使我在扩大视野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感受。那是1967年10月～1968年11月留下的笔记、记录等资料。它虽然简单又支离破碎，但是真实的；它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留下自己当时的全部真实想法，但也足以使我比较真实地还原自己那一年间的经历；又由于在网上找到了人民日报文字检索版提供的逐日全文，仿佛是一次时空的穿越，置身于当年的宣传氛围，回到那个荒唐的火红年代，在一个普通中学的范围，以一个初中生的视角，重现那一年中如何“复课”、怎样“革命”。我这个不明就里、“投身革命”的普通小百姓，不能不陷入沉思——1967年下半年非但没有“再教育”的说法，还把“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放在“革命的工人”之前，一起作为进行“教育革命”的依靠力量。这就对后来1968年发生的事情深感值得细究：”文革”的始作俑者对“教育革命”真有可以操作的蓝图？”文革”的“司令部”对“斗、批、改”真有战略部署？”文革”中诸如“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最新指示真是针对“一小撮走资派”？何以又在1968年夏天以后出现“再教育理论”“上山下乡狂潮”？……就在这样的沉重回忆与绵绵思考中，形成了10万字的《我的一年间》。

上述过程里，超乎预料的投入（历时三个多月），换来了出乎意料的收获。为了厘清自己在“复课闹革命”中的亲历的背景情况，查阅了那个“一年间”的人民日报。我注意到，当时常常把大中学生放在一起宣传报道，但是真正实施“毕业分配”时又大相径庭。在网上偶尔看到了当年关于大学生毕业分配的文件，第一感觉是震惊，因为当年我们并不关心和了解大学生毕业分配原来是这样的；第二感觉是沉重，因为目前一些知青史专著几乎都局限在中学生范围内，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也难以对“一二.二一指示”进行完整的解读。所以，我在结束那个“一年间”以后，又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在网上查询、收集了有关“老五届”大学生的历次文件。我相信，它们对完整地查考上山下乡决策过程是不可缺少的。

至此，尽管我还在继续整理自己的日记，但是视野已经扩大了，不再拘泥于个人小圈子，不再局限于一己的经历，而是希望搞清楚那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2013～2014：起意“拼图”

2012年底，电视上披露了一个重要的史实：1968年春夏之交，上海准备在江西和黑龙江建立知青农场，但是两个月后被叫停。这使我感到震惊，因为它从未见之于九十年代下半叶以来面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始末》《中国知青史》《失落的一代》等专著。再结合网上披露的1968年秋天北京开始大规模组织中学生去延安插队等信息，就进一步感到，上山下乡运动的决策并不是起源于“一二.二一指示”，它是一个早在“一二.二一”之前就开始的过程。但是，现在还没有公开这个过程的内幕，讳莫如深。在目前条件下，只能是由点及面地收集“碎片”进行“拼图”，别无他法。

在继续整理了日记笔记的同时，我仍然关注和收集相关的“碎片”以求“拼图”。2014年10月，我在祖父的日记中发现，早在1967年6月，上海就准备对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到2015年初，我又从《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中看到，1967年11月上海曾经申请成立“上海生产建设兵团”。至此，在“一二.二一指示”发表之前上海地区中学生分配乃至上山下乡的变化与发展的链条上，又增加了重要的链环，上山下乡决策过程的“拼图”上又有了更多的“碎片”。它们都是迄今为止的知青史著作里没有的内容。

虽然屡有收获，但也屡遇打击。例如，整理1973年日记的时候发现，当年的文件多有附件（就像［1973］30号文件的几个附件），其内容是相当重要的具体规定，但都是只下达到某一级别，对广大群众是秘不示人，并且至今仍然深锁闺阁，这对草根平民探究那段历史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又如，有关1968年胎死腹中的江西知青农场一事的经过详情，我一直“耿耿于怀”，及至2015年，终于找到了当年当事人的联系方式，但是却迟迟不能实现直接联系沟通的愿望，个中原因不得而知。面对诸如此类的曲折，我告诫自己，还是要保持清醒头脑，认清形势，对于那些尚未打开的不为人知的黑匣子，只能适可而止，就好比是到了深水区，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就不那么简单易行了。总而言之，力戒浮躁，远离浮华，在有生之年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2014年10月，整个《插队云庄》系列告一段落。我的知青日记整理历时五年，是自己始料未及的。粗略统计了一下，竟达百万字之多，而当初插队七年的日记笔记不过四五十万字而已。究其原因，在于采用“忆与议”的形式，对当初极为简要的记录作了相当多的背景介绍，又包含对那段人生历程的一些反思。我无意于那种自娱自乐的无悔，但也尽力摆脱悲悲戚戚的诉苦，用尽可能客观的眼光，解读那些记录，边写边忆、夹忆带议，成为一种“四不像”——既不是纯粹的日记选，也不是纯粹的回忆录；既不是纯粹的记叙，也不是纯粹的议论。

2015～今后：继续“重史”

当初我病退返城后，作为一个等待工作分配的“病退青年”，为了谋求合理的工作安排，我不能与里弄、街道搞僵关系，所以不断参加了没有分文报酬的“义务劳动”，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集中在上山下乡工作、知青管理工作，既有“熟门熟路”的感觉，也有“大开眼界”的收获。当时留下了不少日记、笔记、文稿、工作记录，所以在结束了对插队七年的日记整理之后，我继续整理了1975年9月～1978年4月“义务劳动”留下的资料。

如今重读那些文字，深深感到，那段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涉及一千多万青年、数百万个家庭、数千万城市人口、数以亿计的农民，那是一场历时十余年乃至二十多年的大规模运动，绝对不是一件仅限于知青的事情，而是涉及到很多方面。但是除了知青之外的其他方面，现在很少看到相关当事人的回忆。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直接当事人”对自己四十多年前被动员下乡的过程难以忘怀、历历在目，但是，曾经“无上光荣”的知青很少有人知道，自己身处异乡客地之时，父母、家庭曾经面临过怎样的来自乡办系统的“教子女扎根务农”的“主旋律”；在回沪探亲之际，在知青的背后又有着一种怎样的管控机制和“特殊关照”……或言之，那场运动在短时间里取得“送子女务农”的“巨大成功”后，“巩固胜利成果”是怎么一回事？而这又是如今不大有人谈及的一个话题。

我参与的那些与知青有关、但知青知之甚少的“乡办”系统的活动，虽然只是在街道、里弄这个层次上，但是对回顾和思考那段历史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以1975年11月为例，正是该月初街道“家代会”的笔记使我注意到，当时就对“一○.二七批示”十分关注，但是后来没有公布，而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和注意那个“一○.二七批示”。因此，我收集了将近2万字的相关资料。从中对1975年前后高层领导中环绕知青的“扎根与拔根”之争有所了解，进而有利于全面理解“上山下乡思想”、完整研究上山下乡历史。又如，1977年春天的“义务劳动”笔记中，有关七六届毕业分配的记录，反映出上山下乡运动末期的一些具体情况，但在地方志、回忆录、口述史等等中很少见到，尤其它涉及到后来成为反面人物的言论及其影响。上述两例使我感到，在探究历史真相的时候，切忌以人划线之类的简单化思维方式。

七年来，我在整理日记之余还有近百万字的信笔涂鸦之作，包括有关知青史、文革史的专著中史料辨正方面的读书札记，折射出自己的思路历程。目前开始着手梳理的有：①2013年以来的两年里收集的网上网下档案、资料、公开出版物中，有关“文革”期间上海地区跨省插队从“小型、自发”到“大规模、有组织”的变化过程，有了一条大体完整的脉络，其时间跨度为1967年10月到1968年11月。②2012年以来的三年里收集的网上网下的资料、出版物中，对“一二.二一”之前中学生就业与分配的决策过程（尤其是上海地区），可以初步梳理出从“复课闹革命”到“下乡干革命”这一变化过程的轮廓，其时间跨度从1967年6月到1968年12月。③2015年10月整理自己病退返沪以后的日记笔记时，发现了比较完整的1977年上半年上海地区七六届中学生毕业分配时从宣传动员到欢送下乡这一过程的情况，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地区在四人帮垮台前后上山下乡政策的变化。

回想网络生涯的初期，我一度卷入“笔战”“口水战”。而曾经的“对手”给了我重要的启示：不要急于争论或试图说清“为什么”，而要首先潜心追索和力图搞清“是什么”。所以我现在的特点是“重史轻论”，注重收集和发掘史料，立足于史料开展讨论。就知青史而言，我觉得已经遇到瓶颈，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知青史》《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始末》等问世至今，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但在史料方面没有出现新的突破，而各种争论相持不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有的史料还不足以服人。要打开知青史研究停止不前的局面，就不能在已有的“史”料基础上理“论”，而有待于突破“轻史重论”的现状，寄希望于打破史料瓶颈。

2015年年中，网友推荐我加入了“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连续有习作在杂志、简讯、博鳌知青论坛论文汇编中发表，多年来的耕耘得到认可。我期待着与各位同仁深入交流、友好协作，让夕阳也绚丽多彩，以此作为人生的最后一份奉献。

注1：“新的大跃进”是指1969年“九大”结束后到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以前，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提出的口号，1969年秋天是要“再来一次大跃进”，1970年秋天是要“特大跃进”。

注2：“一二.二一指示”即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学界也有称之为“一二.二二指示”。

注3：“一O.二七指示”是指毛泽东在1975-10-27对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十二名知青代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的批示。

（作者系江西插队的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