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简称贵或黔，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省份，位于云贵高原东部。贵州省素有多彩贵州、转折之城、会议之都、茅酒之乡、中国酒都之称。悠久的人类发展历史贯穿于崇山峻岭几千年，红色的革命文化闪耀在青山绿水之中。地理上贵州和上海相隔遥远，但一条长江却把两地连在一起。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同饮一江水”，心理上贵州和上海其实是很近很近的。抗战时期的内迁，“文革”初期的“三线”建设，贵州都向上海敞开了胸怀，随后的大批上海知青入黔，上海和贵州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1969年3月17上海市虹口区1000多名高中初中毕业生在20多万群众夹道欢送下前往贵州省下乡插队，开启了上海知青赴贵州的序幕。

同时贵州省革委会、省军区专门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希望农村干部和贫下中农做好安置工作。

3月19日上海知青503名到贵州省贵定县插队落户、511名到独山县插队落户。

3月20日《解放日报》第三版通栏刊登贵州欢迎上海知青的社论、文章。3月21日上海知青赴贵州省绥阳县、湄潭县插队落户。

3月22日200名上海知青赴贵州省平塘县插队落户。

3月23日上海知青赴贵州省遵义县插队落户。遵义县是赴贵州插队人数最多的团队，达1279人。

3月30日上海知青赴贵州省天柱县、三穗县插队落户。

3月31日上海知青约800名赴贵州省修文县、紫云县插队落户。著名知青作家叶辛插队在修文县久长镇永兴村砂锅寨。

4月6日上海知青396名赴贵州省紫云县插队落户、267名赴正安县插队落户。

4月8日341名上海知青赴贵州省印江县插队落户、上海知青650多名赴贵州省福泉县、郎岱县、关岭县插队落户。

4月9日上海知青600余名赴贵州省印江县、铜仁县插队落户。

4月10日上海知青赴贵州余庆县、桐梓县插队落户。

4月11日304名上海知青赴贵州省关岭县插队落户。

4月14日306名上海知青赴贵州省铜仁县插队落户。

4月18日上海知青赴贵州省惠水县插队落户。

4月20日上海知青赴贵州省麻江县、丹寨县、台江县、岑巩县插队落户。

自3月17日到4月20日上海共有10206名知青前往贵州农村插队落户，其中都匀专区3045人、遵义专区3305人、凯里专区1762人、安顺专区1466人、铜仁专区627人。

5月2日上海赴黔学习慰问团四分团，首次与安置在关岭的上海知青见面，鼓励他们扎根山区练红心。

8月27日上海市革委会召开机关干部动员大会，动员四个面向，赴边疆农村包括贵州的学习慰问团，并层层分配指标。

10月13日上海市乡办组织赴云南、贵州、江西三省学习慰问团四百多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大家做好知青的巩固工作。

10月20日上海市乡办向市革委会呈送关于《赴云南、贵州、江西三省长期学习慰问团干部配备情况的请示报告》。报告称，其中派往贵州的142名（原有65名，充实77名）。

12月17日上海市乡办向市革委会呈送关于《赴云、贵学习慰问团思想情况汇报》。

1970年4月18日彩色记录影片《广阔的天地》上映，文汇报刊登文章希望通过该影片“激励广大知青上山下乡干革命”。

4月27日上海市乡办向市革委会送呈《赴各省学习慰问团情况汇报》。该汇报回顾上海赴吉林、安徽、贵州、云南、内蒙的学习慰问团共654人，4个月来所开展的工作情况，在肯定工作的同时也反映慰问团存在的问题。

1971年1月4日上海市革委会有关部门召开“上海市赴边疆农村长期学习慰问团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与会代表表示“不辜负市革委会何上海工人阶级的委托，更好地完成党所交给的学习慰问任务”。

2月10日上海市革委会有关部门召开上海市赴云南、贵州、等地长期学习慰问团部分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会后，市委、市革委会相关领导与代表座谈。

4月26日上海市乡办向上海市赴黔学习慰问团党的领导小组下发关于黔南分团4月10日给市革委会徐景贤、马天水和市乡办的《关于适时撤回长期学习慰问团的报告》。该报告希望在市革委会未批之前，不要在当地的知青中谈论。

1971年6月11日上海市革会决定，全市中学毕业生自1970届起，停止全部到农村务农（所谓“一片红”）的政策，实行“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分配方案。

9月6日768名上海知青到贵州省天柱县插队落户。至此上海赴贵州插队落户知青共有10491名。

9月6日上海市劳动局、市乡办向市革委会呈送《关于安排“0六一”基地招收知青的情况和意见》，该《意见》希望市革委会负责人约请“0六一”负责人来沪，商谈招收在贵州插队落户上海知青的问题。（"○六一"基地是1964年上海援建的航天产品科研生产基地）贵州省革委会表示：这个办法可行，但现在留下的知青思想波动大，只招上海知青，政策上难解释，基层工作不好做。“0六一”基地军管会更表示了不同意见。

1972年2月10日上海市乡办向市委、市革委会呈送《关于向下乡插队知青赠送肝炎防治药品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由安徽、贵州等地因患肝炎来沪治疗的知青越来越多。

8月18日上海市乡办向市委、市革委会呈送《关于撤回赴云南、贵州等地学习慰问团的请示报告》。

8月31日《文汇报》刊登读者文章，批判社会上存在的“到农村吃亏”、“插队落户不合算”等言论。

贵州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可用于耕种的土地资源不多，由于人口增多，非农业用地增多，耕地面积不断缩小，人均耕地面积不到0.05公顷，远低于全中国平均水平。上海知青的到来使得当地的人均可耕面积更紧张，工分的纠纷开始出现。上海知青生活和劳动大多是前所未有的艰苦，白天，挑粪、耙田、铲田埂、钻煤窑；夜晚，茅屋，油灯，蚊虫咬，农业劳动强度高而工分值过低，即使一年忙到头也不能做到口粮自给，大部分知青产生了畏难情绪，面对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消极低沉，很多知青回沪探亲之后不愿意再返回贵州农村。

据统计，有13个省、市、自治区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比例在50％以上(自给标准120-180元)。其中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甘肃等省高达70%-80％。上海市在外省插队的22.4万知识青年，有13万名生活不能自给。1973年8月4日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指出了统筹解决知青有关口粮、住房等问题的办法。此后上海市开始根据知青家庭困难情况进行冬、夏季“聊补”，（即给予部分生活困难补助）补助金额平均每户30元左右，补助面在30%。

12月27日《解放日报》分别以《巩固发展上山下乡的伟大成果，积极做好回沪探亲知青的工作》为题，配发短评强调知青回沪探亲要“政治挂帅”。

1974年9月8日王一平在贵州遵义出席上海市赴贵州学习慰问团全体团员大会并发表讲话。王一平希望慰问团成员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要有一个冷静的认识，自知之明”，“要认识到自己任务的艰巨，克服急躁情绪、畏难情绪”。对于慰问团的位置要摆正。“不要把作用估计过高，也不要估计过低”。

1975年底，经过几年的抽调招工上学和自谋出路，上海知青在贵州还有3109名。

1976年7月22日上海市乡办向市委市革委会呈送《关于贵州省解决上海插队知青生活自给问题的情况汇报》。《汇报》指出截至1976年6月底在贵州的上海知青尚有1643名，分布在27个县、274个公社。这批知青凡参加农业劳动的，97%不能自给。

1976年12月，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宣称：1977年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搞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这场运动继续被说成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华国锋的这段话，在以后一段时间里被奉为“知青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1977年7月，中共十大三次会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78年1月13日《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汇报提纲》指出：“再教育”的思想并没有过时，必须继续“坚持贯彻执行”。

1978年下半年，知识青年问题迅速升温，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社会上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议论纷纭。

11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锢十年之久，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重要文章，将这场讨论推向高潮。它高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次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相公开袒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多数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问题无法解决，很多地方缺少学习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的起码条件，弄得许多知识青年消极低沉，群众怨声载道。混进知识青年战线和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少数坏人，肆无忌惮地乘机谋取私利。他们侵吞和挥霍知识青年工作经费，收受贿赂，勒索礼物，大发“知青财”；他们压制知识青年的民主权利，以泄私愤，摧残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以遂私欲；他们利用窃取的决定知识青年抽调去留的大权，搞交易，做买卖，“掉包”顶替，安插亲信，使“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盛行。这种种腐朽丑恶的现象，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的思想意识，诱惑甚至胁迫其中极少数无知的人走上了邪路。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震动，并引起国外的重视。尽管评论员文章有其不足，仍不失为解放思想大潮中涌现的一篇好文章。

1979年2月，贵州省委在批转上山下乡知青、劳动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对下乡知青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的问题。1979年7月贵州省对下乡知青案件复查工作已有眉目。据黔南、黔东南、毕节、铜仁、兴义、六盘水等地、州和桐梓县的不完全统计，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65人。对其中110人复查结果，无罪释放的22人，占复查数的20％；免予刑事处分的5人，占4.5％；轻罪重判的15人，占13.6％。

8月，国务院知青办在《情况简报》(增刊第39期)中以《贵州省知青中冤假错案不少》为题，通报了有关情况，意在引起各省、市、自治区知青部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罗甸县一上海下乡知青，因“反革命罪”被判刑5年。经复查，主罪的事实(收听敌台、呼喊反革命口号)均不存在，县法院就改为“流窜扒窃罪”，将刑期由5年改为2年。经省高级法院直接干预，该县才不得不恢复无辜受害者的自由。岑巩县一上海知青，1970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8年徒刑。上海市知青办曾三次派人到贵州配合当地政法部门进行复查，确认主要罪状均不能成立。而州、县法院却决定维持原判，直到1979年4月上海有关部门第四次派人到贵州交涉，并经省法院出面做工作，才宣布无罪释放。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

1979年5月28日上海市有关部门召开统筹安排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解决知青回城就业问题。会议规定对于批准回沪知青，除全民单位从中招收一部分之外，大部分由各局、区分别安排到集体事业单位。

1979年5月29日上海市乡办下发《关于目前尚在外地的下乡知青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意见》表示：至四月底尚在外地的（不包括新疆农场和大兴安岭林场）知青77761人，其中插队46730人（已婚40126人），农场31031人(已婚13048人)。目前外地农场病退材料寄来上海未批的有1726人，尚在外地插队的6000余人，可陆续办理调回手续。

1979年6月上海市委批转《上海市统筹安排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根据上海实际情况，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当前解决知青就业问题的途径。

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时，胡耀邦指出，要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至此在贵州的知青基本上都回到了上海。

国务院知青办于1980年9月1日发出《关于转发“贵州省知青办关于纠正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情况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影响，在下乡知青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三中全会以后，各地根据中央指示，对这类案件进行了复查，受到了广大知识青年及其家长的热烈赞扬。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不少阻力，一些下乡知识青年的冤案仍然得不到平反昭雪，不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通知强调：各级知青部门是“知青之家”，应该为蒙受冤枉和错误处理的下乡知识青年呼吁、申冤。为此，希望各级知青部门参照贵州省知青办的经验，把复查平反知青当中的冤假错案，当作统筹安排下乡知青、解决好遗留问题的一项重要任务，积极、主动地协助法院等有关部门做好工作；对于一些阻力大的案件，应当及时向党委请示报告，务使知青当中的冤假错案尽快得到平反纠正，并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上海知青赴贵州的大潮终于消退了，尽管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但是上海知青在贵州的巨大影响方兴未艾。大部分上海知青对于贵州，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贵州情结”对于知青生涯有着难以说清的“知青情结”。

叶辛是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当代作家,是中国知青文学的一面旗帜。他1949年在上海出生，1969年3月31到贵州插队落户,整整当了十年知青。知青大回城后,叶辛却一直留在贵州省作协从事文学创作，在贵州又足足生活了十年，后来并担任贵州省作协副主席。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叶辛走访、收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的知青生活素材，创作了不少优秀的知青作品，著名的知青小说、电视剧《蹉跎岁月》，就是叶辛在这段时间完成的代表作，在中国文学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并受到广大知青的爱戴。叶辛1990年调回上海工作后身兼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百忙之中还奔波于上海和贵州之间，走访乡亲，凭借着对第二故乡的情节，创作出了更多更精彩的作品，并将群众的呼声在全国两会等相关会议上反映出来。

2005年叶辛和数位上海企业家共同捐建的“春晖小学”在他当年插队的砂锅寨落成，砂锅寨成为春晖行动发祥地。久长镇借机全力打造砂锅寨知青文化、春晖文化，修缮叶辛旧居，建春晖广场，广场内置高8米，叶辛亲笔题写“岁月磋砣志犹存”知青雕塑一座。

许昭辉曾在贵州插队十年，已经成为商界成功人士的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知青身份。他对“上海知青网”的资助是最早的也是最多的，不仅从澳洲寄来摄相机，托人带来捐款，还多次专程赶来参与讨论网站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2004年，他干脆放下澳洲的生意，回国参与大型知青演唱会纪念活动，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财力。2007年1月，许昭辉又发起成立了知青信息服务公司，为广大的知青搭建了更广阔的信息平台。他说有了这个经济实体，就可以更好地服务知青。他代表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组织境内外医学专家，前往西藏为藏民作免费白内障手术，被媒体誉为"西藏光明万里情"。他担任了悉尼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执行主席，向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发出倡议，全力支持2008北京奥运会，为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年，他还应邀前往北京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57周年国庆典礼。可就是这么一个知名人物，最喜欢炫耀的，却是他那悉尼知青协会会长的头衔。

1969年马君强作为上海知青到贵州省绥阳县插队落户，得到当地农民无私帮助和支持，他们的朴实、热心给他留下了永久的敬意和忆念。他于1989年移居香港，实现了独立创业的愿望，获得了成功、积累了资金。十年后移民加拿大，从知青到成功企业家，开始实现“感恩、回报”的愿望，不忘当年插队时帮助过的山区乡亲。马君强和贵州省绥阳县教科局于2009年签订了《马君强先生助学金协议书》马君强连续三年无偿提供一百万元，用于资助共三百名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高中学生，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实现自己的梦想，增长才智和能力回馈社会，更希望他们将助人的精神代代相传，让希望的种子遍地开花。

同样，贵州人民更难以忘记当年的上海知青。2009年5月15日，贵州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在上海银河宾馆三楼会议室召开贵州上海知青座谈会，当年上海到贵州上山下乡的知青代表6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副省长蒙启良、省政协秘书长夏一庆等远行千里赶到上海来到会场，上海市政协秘书长陈海刚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2010年当世博来到上海后，十几位当年的上海知青集体报名，当贵州馆的志愿者。他们说：贵州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回城后，他们中的大多数鲜有机会回到贵州，可贵州情结却深埋心中，来到贵州馆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贵州。

拳拳赤子心，欲报三春晖。上海知青对贵州的深情厚谊就像贵州的乌江、赤水河源远流长、延续光大。

（本文部分资料取之于金大陆林升宝《上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上海知青网贵州频道、部分知青博客、知青网站，并得到何月琴的指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