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老了。老了的知青掀起了回访当年下乡村庄的热潮。他们受到乡亲们的欢迎，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当过老师的知青——尽管相隔三四十年了，有些学生老师已辨认不出，可学生们拉着老师的手，亲近得仿佛从没离开过似的……

40多年前那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声势浩大，近两千万城里的中学生下到农村。他们中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重点中学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很快被发现，不少人被抽调到了教育岗位。这在当时是件平常事。现在回头看，在我国农村教育史上，知青当老师称得上是件破天荒的事。那时农村教育落后，贫穷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师资薄弱。而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如北京的四中、八中，上海的上海中学、师大二附中等，教育质量全国闻名，根本原因是师资好，教师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名师指点之下，学生焉能不强！现在他们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然而这不是“衍生”出来的一个“天赐良机”吗？——他们良好的文化基础和综合素质，为充实农村教师队伍，大面积提升农村师资水平，培育农村人才和提高农村劳动力水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

如果在正常的社会秩序里，这些高三学生中的大部分已坐在大学课堂里了。当时高考志愿已开始酝酿。就在这时，“文革”骤起，教育被批，高考废除，学生“上山下乡”。正常的秩序被瞬间扭曲，国家和学生的命运发生了巨大逆转。

然而，事物就是这样复杂和多面，对一部分人是坎坷，对另一部分人竟会是“意外的惊喜”——知青学生就自诩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最大的受益者：要不是这场运动，我们这穷乡僻壤怎么会来那么多城里的学生呢？我们怎么会碰到这么好的老师呢？如果说幸运，有什么比正要学知识的时候碰到好老师更幸运的呢？尽管这样的想法很“狭隘”，很“自私”，可这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实。

这些知青没当过教师，也没来得及经受培训，就匆匆站到了讲坛上。奇怪的是，一站上去，昔日母校老师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了眼前，他们仿佛知道远行的学生在召唤自己，便“飘然而至”，一招一式地指点着，新教师们“照猫画虎”，认真钻研，渐渐自如起来。知青老师的素养、学识和见多识广所形成的气场，很快弥漫在了简陋的教室里，昏暗的课堂于是变得明亮，穿透破旧门窗的寒风雨雪也似乎柔弱了许多。学生们不再耷拉脑袋，而是睁大眼睛，挺起身子，觉得好新鲜、好有趣、好有吸引力，于是尽情地吮吸着、吞咽着，压在心底的对知识的渴求之火燃烧了起来。他们的父辈也变了，再也不说“只要识几个字能干活挣钱就行了”，而是叮嘱孩子跟着知青老师好好学，多读书，将来有出息。

情况就这样迅速地改变着。它彰显着文化、知识和文明的巨大威力——即便在那荒诞的岁月！知青学生、后来担任黑龙江农垦总局团委书记的小徐告诉我：他的老师是杭州知青，他的宿舍里有许多书，那里成了我的第二课堂。高考恢复后，老师考上浙江大学，临走把书留给我，凭着老师的教诲和这些书籍，我考上了大学。后来我妹妹把书接过去，也考上了大学。人这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人除了父母没几个，我把知青老师排在头一个。“如果没有知青老师，会怎么样呢？”他们回想七八、十来岁时的自己，懵懂而又空落，文革的闹腾，闭塞的乡村，从没走出过小小的村落……要不是知青的“突然”到来，我们无疑会重复上辈人走过的路。

黑龙江的黑河市，建起了我国第一座知青博物馆。馆长刘树新也是知青学生。他说，从1968年知青下乡到1979年返城，知青老师共教了约10届学生，总数约有一千万。我听了心不禁一震，这“一千万”可不是一个寻常的数字，是一千万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有什么比培育了那么多农村新一代更值得知青欣慰的呢？

知青老了，离开那片土地也有几十年了，然而他们的身影仍行走在那片山水之间，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学生，学生传承着他们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