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臧克家

2015年4月13日上午，许多知青的微信上，跳出了一行触目的字：达扬去世了！

不！不可能！很多熟悉达扬的人赶紧一遍遍拨打达扬的电话，无人接听；再拨打，还是无人应答，微信群里的朋友说，是真的！

4月12日，遥远而空旷的北大荒，那个乍暖还寒、春日寂寥的晚上，达扬依然是那么雄心勃勃地在微信群中谈论着今年的春播情况，22:23分，还发了一条信息：“同样一首歌，殷秀梅能唱出北大荒的气势和北大荒人的胸怀”这是他生前的最后留言。数小时后，他倒在了北大荒，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北大荒人！

“广阔天地万里行”——达扬十年前的壮举

杨晓沪，1.87米的高个，人称“大杨”，自称“达扬”。中学时就是排球运动员，高大挺拔，壮硕健美，肤色黝黑，带磁性的男中音，一笑就露出一口白牙，戴一副无框眼镜。十年前，这个面相斯文的“知识分子”，却爆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想开着车，到有过知青的地方都去看一下。

消息一经传出，在上海乃至全国的老知青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华知”、“老三届”等论坛的知青网友纷纷表示感动和支持。2005年6月25日，几百名上海以及特地从外地赶来的老知青，在上海云峰剧场广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广阔天地万里行”，途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等地，历时8个月，行程45000多公里。达扬一路拍摄采访，记录报道了大量山川江河、风土人情和留守农村老知青的信息。

达扬所到之处，受到各地老知青的热烈欢迎。好几位老知青自愿分段陪他同行，其中有专程从海外赶来的原贵州知青许昭晖。几十个云南知青在省道口拉着横幅，足足等了七、八个小时。达扬每到一处，便与留在当地的老知青座谈，留下500元慰问金，还为因各种原因长眠在第二故乡的知青修坟、祭奠。

此行，达扬耗费了68万元。当年，这笔钱足以在上海市中心买一套住宅。

此后，达扬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了。

“我们无法掌握生命的长度，我们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达扬的生命价值观

杨晓沪1953年出生于上海，在虹口区香烟桥路小学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1966年小学毕业时遇“文革”，被分配到上海市红旗中学；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4月，到黑龙江省瑷珲县瑷珲公社三好大队腰屯生产队插队落户。这是一个离中苏边境仅四华里的边陲村屯，有60来户社员。197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4年被推选为生产队队长。在担任队长的三年里，他以身作则，和广大社员同甘共苦、战天斗地，粮食增产、社员收入不断提高、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生产队的各项经济指标始终排在瑷珲县前列。

1976年，他被推荐到上海同济大学英语系读书；1978年毕业，分配到上海金山石化总厂担任英语翻译，直至退休。回到上海后，他始终惦记着腰屯村的父老乡亲。只要听说屯子里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他立马会寄去1000元学费并附上路费，唯恐农民因家里经济困难耽搁了孩子的前程。

2005年，杨晓沪经体检查出患有多囊肝、多囊肾疾病，凶吉未卜。面对生命的较量，他才有了“广阔天地万里行”。

2010年，他自感身体每况愈下，决定放弃治疗，返回当年插队的腰屯村，租一农舍，种上一亩来地的蔬菜和苞米，养上百十只鸡，过起了日岀而作日落而息的“闲翁”生活。

心系农民富裕路不当“闲翁”当队长

四十年后回到同样的地方，杨晓沪登上一片高地，眼前是广袤的原野，大片土地在“分田到户”后被切割得七零八碎。他来到一片耕地前，弯腰抓起一把泥土。昔日能从土里攥出一把油的黑土，如今却因长期大量施用化肥，造成了土质退化、土壤板结。他试着用铁锨插入黑土，半尺多长的铁锹已经难以插进。难怪如今村里年轻人都纷纷撂下土地进城打工。一些家庭劳动力不足的农民，干脆把土地转让出去，靠每月几百元的租金过日子。即便是那些有小农机的农户，也因马力太小，无法深翻土地。许多农民甚至为了降低耕作费用，多年不愿深翻耕地，采用原垄直播，或简单表层耙地播种。

晨风吹佛着他的脸颊，撩开了他的衣襟。杨晓沪回想当年当队长时，种植、养殖、多种经营，队里一个劳力每天的工分值，从0.50元提高到了2.50元，是城里工人月收入的两倍多。他的心沉重起来。

村民们还告诉他，现在有些人打着“办家庭农场”的幌子，钻国家政策的空子。有些不法分子冒充农民，以“代耕、代收”骗取国家60%的大型农机补贴，倒买倒卖，非法盈利。而真正的种植户，却搞不到农机，每年的耕地、播种、收获全被耽误了。

许多村民都来找他，说，老队长回来带我们重新干吧，我们信得过！在一种责任感、使命感的驱使下，杨晓沪再也呆不住了。

经过两年的考察、准备和宣传动员，2012年，腰屯村50多户农民，带着各自名下的土地共约5000多亩，成立了“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杨晓沪被推举为合作社理事长、法人代表。

创业之初，他一头组织农业生产，一头跑省、市政府部门，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一次，他带着合作社几个骨干到省里跑项目，用餐时有的提出让合作社给报销吧！杨晓沪当即指出：“合作社是集体的，我们的出差费用，不能让合作社拿一分钱。”此后，这一条成了合作社一条铁的纪律。

每逢春耕、秋收，他总是亲自到地里组织生产，饿了就往嘴里塞两个包子，渴了，喝一口冰凉的矿泉水。他还亲自管账、亲自记工，他说：“乡亲们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在刀刃上”。

位卑未敢忘忧国敢为农民鼓与呼

他居住的客厅落地窗前，始终摆放着一张靠背椅。多少个夜晚，他独自坐在这里，一边静心地听着音乐，一边抬头仰望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思考着合作社的近期和远景。

2013年11月16日，北京，天寒风疾。

杨晓沪登上了“中国农业合作社首届论坛”，这位来自黑龙江省的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代表，一开口即引起了全场的关注。演讲中，他操一口上海普通话，用一种近乎悲愤的语调，将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攫取农民利益的情况，归纳为“三把刀”：

第一把刀是农资。每到播种、施肥、除草的季节，所有的农用物资价格暴涨，以黑河地区2012年玉米种子为例，1斤种子被经销商炒到50多元。

第二把刀是农机。一些所谓现代农机合作社，拿了国家的巨额补贴，以高价向农民收取耕作费用，变相增加农民负担。

第三把刀是卖粮。粮贩子想方设法对农民卖的粮食压价或克扣。若农民自己去卖粮，则要冒着严寒在粮库门口排几天几夜的队。

“农民辛苦一年，汗珠子摔八瓣，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好不容易收获一点粮食却要被这‘三把刀’刮走将近50%的利润，这就是当今农民的无奈。”说到这儿，堂堂八尺的杨晓沪几度哽咽。

杨晓沪对国家的农业政策和农业生产情况极其关注，他认为，黑龙江地区的粮食产量，至少还可以再增产20%～30%，关键是“三农”政策如何落实到位。他搜集了各级政府扶持“三农”的政策文件，包括媒体报道，并自己动手写作《合作社是农民共同富裕的方向——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汇报》《对农业合作社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等一系列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针对当前农村的困难局面，他起草了《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应该确保给农民——瑷珲镇三好村农民合作社的报告》递交给黑龙江省政府、省农机局作内参。

2014年4月初，杨晓沪因突发脑溢血，右半身不遂，入住医院。得知杨晓沪中风后，农民都赶来医院探望，把他的病房都挤满了。从农民们淳朴的语言和殷切的目光中，他更感到带领农民把合作社搞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病中，他再次索索提笔，向瑷珲镇政府、瑷珲区农委、农机局递交了一份《三好农业社农机补贴申请》。

屋漏偏逢连夜雨甘当“义务”大队长

2013年，合作社即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和五年规划，按照播种、管理、收割、销售和分红“五统一”的方式来操作。合作社与63户农民/5000多亩土地，签订了土地合作协议。约定年底每垧地（15亩）按6000元净收益分给农户。

可天公不作美，从年初开始，一直低温多雨，眼看春耕就到跟前了，可是地里湿得难以下脚。最要命的是在关键时刻没有大型农机具。“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杨晓沪急得火烧火燎，嘴上全起了泡。他挨家挨户动员，组织社员修复和安装了4台小播种机，又外借了两台四垄播种机，起早摸黑抢种，终于赶在6月初播完了玉米和大豆。此时距离最佳适播期，整整晚了半个月。

“屋漏偏逢连夜雨”。春涝未及时种上地，瑷珲地区又遇上八十年来罕见的暴雨涝灾，合作社的一部分苞米、大豆地浸泡得连垄沟都看不到了。辛辛苦苦、风里来雨里去地忙碌了一年，到头来扣除各项生产费用，净收入只有预计的60％。这一年，杨晓沪主动没拿一分钱。

2013年8月18日，杨晓沪再次病情发作，肚子疼得吃不下、睡不好。黑河医院将他转到哈尔滨医院治疗。经诊断，肝内的囊肿实在太大，必须抽取囊液。第一次抽出了3000多毫升，第二次又抽出了1000多毫升，总算有所好转。

柳暗花明又一村合作社上光荣榜

抱着病体、顶着巨大压力，杨晓沪坚韧地在那片黑土地上默默地耕耘。一年来合作社的生产实践，杨晓沪清楚地看到，大面积的规模耕种，没有自己的农机具，是影响生产发展的瓶颈；解决自有农机具，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核心问题。

他赶回上海，从熟识的上海知青中筹资近百万元，为生产队购置了三台拖拉机、一台旋耕犁、两台播种机和一台收割机，这套机械满负荷工作可以耕作300多垧地。

2014年底，终于传来好消息：三好合作社收割玉米三百多万斤、黄豆二十万斤，丰产丰收！当年，农民的收入增加了50%。合作社被黑龙江省农村合作经济经管总站列为“农民参与组建、运行规范、示范带动强的优秀农民合作社”（黑龙江省共150家、瑷珲地区仅1家）。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自杨晓沪抱病重新出山担当生产队长，挚友马苏龙就一直为他攥着一把汗。闻讯后，关切地问他，你还要干几年？他说，合作社已经有了三年计划、五年规划，年初又有几户原持观望态度的农民加入合作社，当地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到2028年。

其实，杨晓沪又何尝不想停下来，继续过闲翁的日子？他在回复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这也是被逼无奈，骑马（虎）难下，处于进退两难之中，退则弃农民的利益不顾，辜负农民的期望。进则可能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搭上一条老命。但我能在有生之年为农民做点实事也值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好村合作社的初步成功，影响了周边村子的村民们也希望联合起来创办大型种植合作社。杨晓沪估摸着，连片的耕地能发展到三万多亩，甚至规模更大。大型农机集中耕作后，将省出大批劳力，必须同时发展养殖业和其他加工业。

一心扑在合作社的杨晓沪，又一次病情发作，疼得不能吃、不能睡。入住黑河医院十多天毫无办法，在医生的催促下赶回上海治疗。他在医院20多天不能吃东西，全靠吊点滴。稍好一点，杨晓沪就急着找来在上海的知青好友，他想乘回沪治病之机，寻求发展养殖业和其他加工业方面的信息、项目、以及投资方。

在上海知青朋友的帮助下，终于联系到了国家农业部养猪顾问（原黑龙江兵团的一位上海知青），手头有个发展生态化养猪、屠宰、分割、加工一条龙产业的项目。杨晓沪得知后，第二天一早就坐头班车从郊区赶来市区，向专家请教、做记录、看资料，足足花了半天时间，竟完全忘了自己还是个病人。

几天后，杨晓沪又回到了黑河。大雪成灾，春播严峻，他在上海实在呆不下去了。

鞠躬尽瘁北大荒感天动地永不朽

正当合作社的乡亲们分享着2014年丰收成果的喜悦，满怀信心地为2015年备耕春播的时刻，无情的病魔夺走了杨晓沪的生命。他走得如此之急，床边还有刚刚翻过的合作社的发展规划和管理账目。

杨晓沪不幸以身殉职的消息，在黑河市上下迅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黑河市、瑷珲区、瑷珲镇的党政领导，专门成立了杨晓沪治丧委员会。

2015年4月17日上午九点，杨晓沪的追悼会在黑河市殡仪馆永怀厅举行。参加的有市、区、镇各级领导、机关干部，腰屯村党支部、村委会干部，全体22名党员，全村一百多农户代表。有的农户甚至全家出动，赶了60多里路前来参加追悼会。

肃穆的大厅摆满了花圈，悬挂着杨晓沪爽朗笑容的大幅半身照，两侧的挽联是“扎根边疆一世敬业，辛勤为民终身奉献”。瑷珲县上海知青联谊会代表、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张刚，当年插队腰屯村的原上海市红旗中学代表等，专程从上海赶来送别。来自全国各地知青组织和个人敬献了花篮。杨晓沪的遗体躺在鲜花丛中，没有哀乐，只有那首对黑土地充满深情厚意的《北大荒人的歌》在大厅上低徊。人们按当地的习惯，为杨晓沪开光、摔盆、出殡、送行。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知青组织和个人自发地开设了各自的网上灵堂，发表了大量悼词、悼诗、挽联、回忆文章和照片等。

杨晓沪生前的遗物，将全部捐献给黑河知青博物馆，该馆将专辟杨晓沪陈列室。

4月19日晚，黑河电视台播放了杨晓沪与黑土地的生死之恋《魂归黑土地》。

杨晓沪，用自己的生命，演绎了北大荒人的博大情怀，践行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以杨晓沪的名字重新命名，一定会尽早实现让乡亲们富起来的梦想。

（作者原为云南孟定插队上海知青，现任《上海知青》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