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我追踪了当年上海的四五十名中学生到江西井冈山小通插队的过程，这批“先行者”从1968年2月份向市革委会提出申请插队到8月份正式“上山”的那几个月，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其间有1968-4-4中央就中学生毕业分配发出的通知，首次提出了“四个面向”；又有1968-5-2中央安置办的“请示报告”，提出了京津沪浙“大批、跨省、插队”的方针；而7月初江西省革委会在小通这个先例上定格为“插队试点”，应当认为是沪赣两地的共识。那么，上海这个大都市面临“老三届”的巨大压力，究竟在想什么、干什么？目前从上海地方志等渠道来看，十分简略，只能看到从4-4的“四个面向”一跃而过、直抵7-2市革委会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上海市1966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在此期间果真就没有什么作为了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秘辛”正在渐渐浮出水面。当然，它涉及的面不广，卷入的人不多，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其中的韵味并不单调。
【一】到江西新建知青农场
上海东方卫视纪实频道“往事”栏目2012-12-28有一个题为《从红土地到北大荒》的访谈。我通过网络上的“直播回看”记录整理了其中的内容。当年上海黄浦区光明中学的67届高中生李锐参与了1968年上海“老三届”中学生毕业分配开始之时的调研和宣传。如今他有这样的回忆——
当时我在中学红代会参与毕业生分配工作的调研和宣传。市革委会教卫组组长陈琳瑚主要是负责毕业生工作，他在东湖路的一个小别墅里有一次谈话。上海的老三届毕业生将近60万，按照当时上海的经济状况，能够消化四分之一就非常了不起了，实际上四分之一也消化不了。消化的去向是上海的工矿、上海郊区的国营农场和在市外的大丰、白茅岭等农场。
1968年4月27日，陈琳瑚又在市团校对市中学红代会的部分工作人员说：毕业生分配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市有关部门在上半年拿出66届的分配方案，下半年安排67届的，明年考虑68届的。总体想法是：工交财贸企业等安排15万人，其中支内、“三线”9万人，本市6万人；上山下乡分三条线进行，第一条线是去黑龙江10万人，第二条线是去江西10万人，第三条线是去本市农场、农村5万人。上海安置能力有限，所以，大量的要到外省市去。当时的设想是到江西安置十万人，因为跟江西方面接触过，他们需要人。1968年4月到7月这段时间里，上海派出了好几个小分队考察，我去了江西。什么地方造房子，什么地方搞畜牧场，什么地方修路，图纸都画出来了，就准备安置知青了。到了7月，北京方面有个意见出来了，上海不要到江西办农场了，江西那个方案就在7月份结束了。
以上摘自我的博文《有助于解读12-21指示的三条新信息》。2012-12-29，我边写博文边琢磨，什么时候能够知道当年去黑龙江那一路的情况？
【二】到黑龙江新建知青农场
苍天不负有心人。2013-5-21，我在一次百度搜索时，无意之中看到一个帖子，http://www.lxvoip.com/thread-49890-1-1.html，由于其内容是怀念和颂扬江旗手张军师等人而“被删除或正在被审核”，但可以从快照看到原文。那是当年上海滩上有名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红东北”的负责人写的回忆录，其中恰好有1968年4～6月去黑龙江考察建立知青农场的经过，现摘录如下——
本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分子，有幸文革中被广大毛主义红卫兵战士推举出来，担任毛泽东主义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总指挥。……我是1968年4月份下乡的【指去现场考察——摘者注】，地点：黑龙江省逊克县。……本来按计划，是上海到逊克县办10个农场，全部安置上海的知识青年，以1个农场1万人计算，可以安置10万知青。户口不迁。10个农场作为上海在黑龙江的一块飞地。这都是张春桥在我临行前当面向我交代的。当时，临时从各区县抽调了知青、干部、解放军代表组成三结合上海市赴黑龙江小分队，我荣幸担任队长职务。这是上级任命的。我们一行15个人从老北站出发时，马天水到现场欢送。
我们到了黑龙江以后，是潘复生代表黑龙江革委会接见的。当时，潘主任就拍板，划了一块地给我们，让我们到当地考察。于是，我们就坐着省革委会派出的专用车辆，沿着黑龙江，由南向北，一路北行，一直到达号称祖国金鸡鸡冠，也有称祖国的不夜城——漠河。据说，到夏天，太阳总在头顶上挂着，不肯落山。农场大体就沿江而设。到处都是原始森林和辽阔的草原，还有看不到边的高低起伏丘陵，办10个农场富富有余。这是我们小分队全体同志的共识。6月份考察结束，向主管工农商业的马天水作了汇报以后，过不长时间，就要我们去购买帐篷、拖拉机之类。一开始，总得开荒种地吧，还得派些懂机械人员到边疆去。领导班子也初步搭好了，由干部、知青、解放军三结合组成。那几个月里，是我最忙的时候，有时，连吃饭睡觉时间也没有。还要应付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家庭地址也给有些知青打听到了，于是，他们向我坚决要求到黑龙江去办农场。我说，你们还是到市里或各区县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去申请吧，我还要吃饭睡觉，实在没时间陪你们。
仅过了一个月，情况突然变化了，带队的老干部黄炳坤通知我说，张春桥决定，农场不办了，人员统统交给黑龙江当地，由军垦、人民公社插队落户两种形式。户口怎么办？迁。就这一个字，改变了无数知青的命运，而原定方案是不迁，是带户口下乡。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会改变的，也无从打听到。……于是，我毫不犹豫就带头下乡了，户口也迁出上海了。后来，80年代回沪时，为了这一纸户口，我不知费了多少周折，真是感慨万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心里真埋怨极了。
【三】思考
上述两块“碎片”真可谓不谋而合，透露了当年涉及上海数十万“老三届”命运、但只有一个小圈子里的人才知道的“秘辛”——1968-4下旬，上海市革委会派出了有中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参加的小分队，到江西和黑龙江选点、圈地，建立知青农场，两地均可接纳10万之众。
由此可见，当年的思路是，为了安置上海的知识青年，并不是利用和扩大既有的农场、把知青插进去，而是由上海方面派出人员选点圈地，到江西和黑龙江建设一大批全新的农场，接纳知青。假如确实还有建立飞地的想法，这在“五统一”（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年代恐怕是十分忌讳的。
现在可以看到有一点很明显，1968-5-2中央安置办的“请示报告”中对京津沪制定了“大批、跨省、插队”的方针。而当年上海到江西和黑龙江建立知青农场的做法，只是满足了“大批”“跨省”，但回避了“插队”，所以，到已经准备就绪、打算正式安置上海知青的时候得到中央叫停的消息、于是前功尽弃，胎死腹中的结果，也就不难理解了。
也许有人会问，1968-6-18中央正式宣布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岂不是与“大批、跨省、插队”自相矛盾吗？其实不然。当时的黑龙江（以及内蒙古等地）是“打倒帝修反”的重要前线，尤其需要加强一元化领导，加强军队的后备力量。因此，顺理成章的就是，在批准成立准军事化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同时，否决建设飞地式农场的做法，以免在“前沿阵地”原有的军、地之外新生一支来自异乡客地、但又自成一体的力量。
再则，上海虽然有大丰农场这样的飞地先例，毕竟是以劳改犯为主体的农场，且从五十年代开始，已经经营十多年。据百度百科的资料介绍，“大丰农场辖区面积307平方公里，是上海域外面积最大的一片‘飞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有8万上海知青在大丰工作生活”。也就是说，1968年五六月份在远离上海的外省高速度地建立容纳10万人的大型知青农场，绝无先例可循，更何况当时的国内仍处于“大乱尚未达到大治”的局面！至于建设那样的农场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纵然有上海得天独厚的发达经济、雄厚实力可以作为依托，但如何名正言顺地向中央争取知青安置经费和相应的政策，不仅是全国各省市中的独此一家，而且是一个无法立马回答的难题。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在如何利用农场接纳知青方面，更多地涉及底层民众难以接触的上层“秘辛”，这就不是网络上捡来的“碎片”就能完成“拼图”的。
王宗仁原上海东风中学67届初中知青，1968年赴江西新干县插队，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石油化工学院。网名：网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