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我喜欢并倍感亲切的城市，不仅因为她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大都市，也不仅因为1999至2001年我曾在那里工作过两三年，更主要的是四十年前我曾在哪里有过一段接知青战友的难忘经历。
1970年初，我在五十团一营营部工作。春节过后，团里要去上海接知青的消息吹到了营部，当时营里的参谋、干事、助理一大帮，有点条件的都想得到这份“美差”，借此机会看看昔日“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虽然也有此想法，但无奈“人微言轻”，只能听天由命。当营领导通知我准备去上海接知青时，我高兴得好几宿没睡好觉，脑海中总浮现出电影中大上海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样子，心里也在盘算怎样才能完成好这次任务，不辜负营领导的信任。后来得知我有幸得到这个宝贵机会的主要原因，是营领导认为此项工作有一名知青参加更为合适，即方便与学生交流，又有说服力。由此，我光荣地成为五十团赴上海接知青工作组的一名成员。
出发前的那段日子，我忙得不可开交，经常下连队了解上海知青战友 的工作生活情况，一些熟悉的上海战友也纷纷找到我，有的让我往家里带封信，到家里去看看；有的热心地介绍上海的情况，哪里好玩，哪里最热闹；家有弟弟、妹妹面临下乡的知青，更是拜托我想办法把他们的弟弟妹妹接过来……
我们工作组一行十余人，于3月20日从团部出发，24日傍晚抵达上海。一下火车，我们便成了上海人眼中的“稀罕物”。三月下旬上海已是春暖花开，市民都穿着薄薄的春装，而我们离开查哈阳时，那里还是冰天雪地，大家都穿着大棉袄、二棉裤， 有的还穿着皮大衣，戴着棉帽子，颜色也是黄、黑、绿五花八门，一时间“侬啥地方”、“做啥事体”的询问声不绝于耳，弄得几个听不懂上海话的团、营领导不知所措，好在我们一行中有两名上海知青，市民才知道这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接知青的。当时正值下班时间，公交车上特别拥挤，我们在车上被挤开了，下车地点不尽相同，多亏热情市民的指点，总算在下榻的锦江饭店门口聚齐。
锦江饭店是接待中央领导和重要外宾的高级宾馆，当时安徽、云南、内蒙等地也在上海接知青，有关部门把黑龙江兵团安排在这么高级的宾馆里，足见上海对黑龙江的重视。虽然我们住的是西南楼（靠近茂名南路的裙楼），但毕竟是锦江饭店，是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入住锦江饭店后，我们很快开始了接知青的工作。那时上海市上山下乡的热潮是一浪高过一浪，无子女下乡的家庭已是少之又少。大街上到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宣传标语。 当时除了学校动员上山下乡之外，街道更是积极，只要知道谁家有下乡对象，就会三天两头上门宣传“开导”、做思想工作。如果被动员的对象不同意，或稍有抵触情绪，那些动员人员就会每天登门，甚至从早到晚全天候地做动员工作，直到他们“想通了”，并真正走人。
我们接知青工作组的任务是到区安置办阅档审批，配合区里到学校作动员，以及接待处理一些有特殊情况的学生。当时一营负责接收徐汇区的学生，那时有的学生已填了申请表，进行了体检，表上有学校的鉴定和区安置办的选送意见，我们阅档审查， 主要是看家庭出身和政审结论，同去的营卫生所的徐大夫负责审查体检表，经过审查没有疑问的就通过，把握不准的向带队领导请示或记录下来，留待晚上开会研究。那时去黑龙江兵团审查还是很严格的，家庭出身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个人表现和身体 状况，明确规定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家庭出身，尤其是家里有海外关系的，原则上不接收。我记不清是否是徐汇中学的一名女学生，她家庭出身不好，还有一名亲属在国外，这种情况原本是通不过的。但她不仅写了血书，还多次找到我们坚决要求到兵团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其所在学校也极力推荐，经过团领导特批才接收，像这种情况能去兵团是不多的。到兵团后这名女知青在连队表现好，调到营直工作还是脏话累活抢着干，能吃苦，全无“资产”家庭小姐的娇气。但就是这样，入团时小组几次讨论都没通过，我当时兼任营团工委副书记和营机关团支部书记，在团支部 委员和团小组长联席会议上，我发了火：“表现这么优秀，入个团还这样难？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这是党的政策。”在我的坚持下，才吸收她入团。可见那时人们对于家庭出身是特别在意的。
一次我去一所中学做动员，操场上几百名学生黑压压地坐了一片，当学校领导把我介绍给同学们请我讲话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那个紧张啊，这是在大上海呀！但当我听着热烈的掌声，看到下面一双双期盼的眼睛时，又很快镇静下来。我首先告诉大家，我也是下乡知青，是从哈尔滨去的，然后我以一名知青战友的名义欢迎大家。这样的开场白，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同学们的距离。我又详细介绍了兵团工作、生活以及吃、住等情况，讲一些由现役军人领导，半军事化，有武装连、排，屯垦戍边、保卫边疆的事。其中免不了好事说得多一 些，而像冬天宿舍里洗脸水冻成坨， 戴棉帽子睡觉，夏天蚊虫叮咬，农忙时节起早贪黑辛勤劳作就少说或不说了。散会后，大家又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冬天很冷吧！会把耳朵冻掉吗？”“在外边小便是不是得用棍敲？”“发枪吗？会打仗吗?”“有米饭吃吗？”各种疑问接踵而来。我一一回答同学们的提问，让大家更多地了解兵团的情况。有的同学当场表态写下决心书，坚决要求到黑龙江兵团去。
多年后，几个当年去兵团的上海战友跟我开玩笑说：我们就是让你给“忽悠”去的！好在没说是让我骗去的。回过头来看，当年上山下乡是大势所趋，能找个条件好一些的地方落脚就算是万幸了。记得有个叫王德祝的父亲，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去黑龙江兵团，特意给兵团领导写了一 封信，并拿着兵团接待室的回信来找我，可见那时能去黑龙江兵团还是让人羡慕的。因此我们接知青的工作比较顺利，名额很快就满了。对一些兵团战友的弟弟妹妹要求去兵团的，我们在名额之内尽量给予照顾，当时经我手办理的就有十多人。
那时在上海还有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就是在锦江饭店门口每天都聚集着许多人，尤其是一到晚上熙熙攘攘、人山人海，把整条街道堵得水泄不通，到处是学生和家长，有的在与兵团来接知青的人员交谈，没找到人的就挤在饭店门口，焦急地等待着。有的手里拿着一把字条，只要有人往里进，就会有几个、十几个人往你手里塞字条，让你帮忙带进去，交给要找的人，“拜托了！”“谢谢侬！”不绝于耳。饭店的门卫很认真，门把得严严实实的，没有证件根本进不去。看到门口焦急的学生和家长，我每天除了完成份内的接待任务，一有时间就当“通讯员”，出出进进帮助送条子、找人。后来连门卫都看出了问题，问我：“你也不怕麻烦，是不是太热心肠了？”我只对他 笑笑，照样当我的“通讯员”。因为我也是一名知青，深深理解这些学生家长的心情：子女已在兵团的家长就是想见见孩子的领导，问问兵团的事和自己孩子的情况；子女决定要去兵团的家长，就是想多了解孩子要去的地方的情况，心里能踏实一些；有的学生和家长是因为政审或体检没通过，想做做工作，表表决心，能去上黑龙江兵团；有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想调换一下孩子要去的营或团。
此次去上海前，一些知青战友让我给他们家里带信。我知道“信” 谁都能寄到家里，让我带信无非是想让他们的父母见见我，听听他们在黑龙江的真实情况，好让父母放心。那时还没有实行探亲假，很多知青已经一、二年没回家了，家里的父母时刻挂念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孩子。那段时间我几乎放弃了休息日，近的知青家就利用中午或晚间去，稍远一些的就利用周日休息时间去。一到知青家里，知青的爸爸妈妈就急切地问个不停，“孩子是胖了，还是瘦了？”“吃的怎么样，住的好吗？”“干活累不累，都干些什么活？”“冬天冷吗？”尽管这些问题，爸爸妈妈可能早已从孩子的信中得知，但把我当成亲人和“领导”的父母们，还是要亲耳听一遍才能放下那颗悬着的心。说到想孩子，有的妈妈还会抹上几把眼泪，弄得我心里也酸溜溜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那时住的大都是里弄，有的邻居听说 “兵团领导”来了，也会好奇地围上来，关切地问这问那。离开时父母们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一直送出很远。
那时的上海虽然是大都市，有许多老建筑，但市民居住条件普遍紧张，有的住在十几平方米的阁楼上，有的是简陋的平房，甚至是用木板和竹条钉成的棚厦，里面用布帘一挡，掀开布帘从板缝中能看见外边的一切，屋里咳嗽一声外边也能听得清清楚楚。文革又造成物资匮乏，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但就是这样，我一到知青战友家，都要热情的留我吃饭，实在留不住，也会煮上一碗“水潽蛋”，非得让你吃下去。
忙忙碌碌的接知青工作终于结束了，带着对大上海的眷恋，带着几十天上海经历给我的种种思考，带着战友家长的嘱托，带着一些家长给孩子们捎的大包小裹，我随第一批知青于5月14日从上海出发，返回北大荒。那天我又经历了一次撕心裂肺的离别，仿佛又回到1968年我离开哈尔滨的那一刻。站台上人山人海挤满了送行的人们，即将出发的知青与自己的亲人相拥在一起，母亲抱着儿子的肩膀，父亲握住女儿的手，哭泣着、交谈着、叮嘱着、安慰着，说不完的叮咛，道不尽的嘱托。当开车的铃声 一响，车上车下顿时响起让人心碎的哭喊声，车轮转动了，送亲的人们哭着、喊着、叫着，有的随着开动的列车奔跑着，就想多看一眼离家的孩子；一个个车窗里挤满挂着泪珠的稚嫩的脸庞，也在哭着、喊着向自己的亲人挥手告别。看着眼前这些小我几岁的知青弟弟、妹妹们，看着站台上渐渐远去的送亲的人们，我的眼睛模糊了，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劝慰大家、安顿大家。列车越开越快，一直向北、向北，跨过长江、黄河，越过崇山峻岭，把这些与我结为战友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带向数千里外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战天斗地、希望与磨难并存的北大荒生活，踏上了让人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知青岁月。
（作者原黑龙江兵团50团哈尔滨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