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6日下午，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邀请潘鸣啸教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了一场小型座谈会，就知青研究展开谈论。金光耀教授、金大陆教授、范伟达教授、孙沛东博士、《解放日报》记者吴驷以及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代表等出席了这次座谈会。

主持人张刚副会长首先向潘鸣啸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地介绍了目前《上海知青新编地方志史料节录》以及《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的工作情况。他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中可供研究的东西很多，涉及到的学科也很广泛；而潘教授的著作史料全面、内容具体，希望大家能够有进一步的交流。

潘鸣啸教授对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工作表示肯定，并且赞同张刚先生的观点，认为上山下乡运动仍有待研究。接着，他谈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潘教授提到自己在研究中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人口大交流的现象。上山下乡运动当然有解散红卫兵组织、解决城市青年就业的动机，但随着经济恢复，城市仍须劳动力，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获得固定工作和城市户口。因此不能将运动的动机简单化，运动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是与毛泽东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分不开的。直至1979年中共仍在坚持继续下乡的政策，并且不允许已经成为农场职工的知青回城，最终引发这些知青的抗议。潘教授认为这是社会群体第一次迫使中共改变政策，从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来讲是一个转折点，但不能夸大这种社会力量，因为这是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和空间。而新疆知青行动的结果却与云南等地完全不同，这与当地知青起来抗议较晚、情况发生变化有关，也与新疆自身的特殊情况以及王震个人的作为有关。因此，这不是上海、新疆的问题，而是中央的问题，是王震说服了中央，而中央担心当地专家与知青的回城不利边疆的控制和稳定。云南和新疆知青使用的抗争方法相似，结果却不同，其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除了回城问题，潘教授认为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比如女知青的问题，特别是被侵犯的女知青的问题，自己作为一名外国男性，很难让受访的女知青打开心扉，所以这方面尚需中国女性学者的努力。最后，潘教授强调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举了一个社会学家研究城市人生活的例子。社会学家周雪光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来采集数据，但在问卷的制作上存在很多漏洞，最终降低了结论的准确性。比如他们会问：“你下过乡还是当过工人？”却忘了问：“你有没有参军？”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因为当时最好的命运就是参军，且这个机会多为干部子弟获得。周雪光最后认为干部子弟在社会竞争上并没有明显优势，这是不符合当时历史的。因此，潘教授认为社会学家应积极与历史学家展开合作，而这也是法国学界主张的传统。

接下来，金大陆、金光耀两位教授就潘教授的发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金大陆教授认为，知青研究确实有待于年轻一代学者的努力。其中回城和女知青是两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回城问题主要发生在云南，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在云南？为什么云南和新疆的结果会不同？为什么云南举起了回家的旗帜而整个知青运动纪念的旗帜是由黑龙江知青打起来的？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去探讨。女知青问题则较为敏感、尖锐，研究向度很广。比如在地方志和档案中，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可以看出来自上海不同区域、学校、家庭的女知青与其在当地的遭遇有一定关系。同时，全国各地的知青收入也存在差距。因此，通过档案等史料的不断发掘，将来的知青研究在微观研究和宏观框架上都会有所突破。金光耀教授高度评价了潘教授的著作，认为是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里程碑式的研究。但是有关分区域、分阶段等更深入的问题尚待探讨。现在的知青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而当时全国几乎都卷入运动，各地省志反映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存在着大量本省内部消化的问题，却很少受到关注。在时段上还有1966年以前下乡的知青问题……所以深入下去将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题目，希望依靠集体的力量使知青研究有所突破。

潘教授对金光耀教授的观点表示认同。他在研究中也发现各省知青的下乡率以及下乡方式有很大差别，存在几个模式。但目前他还不清楚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这个问题需要与历史人口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进行合作研究。

范伟达教授回应了潘教授有关社会学研究的看法。他指出周雪光的社会调查并不是专门研究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是做代际流动与社会变迁方面的研究。因此，正如潘教授所言，用这些素材来研究上山下乡的确存在缺陷。但周雪光在理论上还是颇有建树。同时，范教授也十分赞同潘着中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三个动机的分析。上山下乡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与政治目标、意识形态绝对相关，这与姜义华教授的观点一致。范教授认为，毛泽东根深蒂固地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动力，青年学生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这不是到了上山下乡运动才提出的观点，早在三四十年代就一再强调。这种意识形态与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密切相关。最后，范教授根据他的社会调查指出目前知青对以往经历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肯定的、否定的、辩证的。由此引出了知青一代究竟是怎样的一代的问题。

对此，金大陆教授谈到了金光耀教授曾经提出的一个命题：知青应该与知青运动分开，他觉得这个命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知青在运动中的表现是各异的、多元的，所以知青要与知青运动分开；第二，知青在运动中产生的各种认知、觉悟、反省，从思想角度也应该与知青运动分开；第三，有一批知青中的成功者将今日的成功归功于过去的下乡经历，反过来肯定知青运动，这是非常错误的。而范伟达教授则坚持认为知青无法与知青运动分开，不能将知青运动抽象成没有血肉的东西，知青运动就是由多元的知青构成的。几位教授之间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马琳先生也赞同知青应与知青运动分开。他认为“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就是应该否定的，但是我们不能否定知青，因为知青在运动中得到了磨练并做出了贡献。下乡的做法可以提倡，但不能用运动的方法去扼杀人性。

范伟达教授继续向潘教授提问：有没有后知青时代？如何看待后知青时代？潘教授认为运动确实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但知青只是人口的一部分，不能将整个中国历史都归入知青时代。不过他觉得可以有后知青研究。

之后，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其他代表、孙沛东博士以及青年学生等就知青问题和学术研究与潘教授进行了简要的交流。张刚先生在最后的总结中认为，知青运动作为文革的一部分应该被否定，但是否定容易，要真正厘清运动的来龙去脉仍有待学者的研究与交流。（朱文静，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