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百万高、初中生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两年，本应毕业的1966、1967届学生仍滞留在学校。从1968年开始，上海对这部分学生进行分配。1968年7月2日，市革命委员会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上海市1966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据统计：上海1966届初中毕业生共149669人，高中毕业生共30970人）。7月8日市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9月份办公室的工作划归市革委会郊区组），各区县和街道、镇也先后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和知青工作组，各中学成立毕业生分配工作组，开始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安徽插队落户的红卫兵出发。8月9日，上海首批赴黑龙江务农的红卫兵出发。这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4.5万人，经动员上山下乡的有22万余人。但66、67届毕业生仍统一实行“四个面向”的政策，即有部分毕业生进入工矿企业。196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几十万上海人连夜上街游行，热烈欢呼“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干革命，上山下乡当闯将，继续革命立新功”。驻各学校的工宣队也立即行动起来，趁热打铁，为做好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宣传和组织准备。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决定：通过上山下乡安排3年来积压下来的数十万大、中学校的毕业生。决定68、69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6万人）和前两届（即66、67两届）余留下来的符合分配条件的毕业生，除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全部动员上山下乡（共50.7万人），即实行“一片红”政策。1970年11月7日，上海根据外省市已改变中学生面向农村的单一去路，上海的工矿业也存在劳动力缺口，故对70届中学毕业生恢复按“四个面向”进行分配，实行以兄姐去向为依据，决定本人分配到工矿或农村、上海或外地、全民或集体的“按档分配”、“对号入座”的办法（1970届毕业生共21万人，其中11.5万人去外地农村，9.5万人分配进市区工矿企业）。这一办法延续到1978年。

1971年8月17日，上海安排7万名知识青年作为外地代训学徒到工矿企业培训。上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去内蒙古、黑龙江、云南等地几个大型生产建设兵团和郊县国营农场。这部分知青在那里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等，过着有组织的集体生活。据1968～1970年统计：各类农场安置上海知青25.6万余人，另一种是去江西、安徽、吉林、云南、贵州、内蒙古、黑龙江、辽宁、浙江、江苏等地及市郊农村插队落户，一般4～10人建立“知青点”，参加当地社队的生产劳动，自食其力。这些地区本来经济情况不好，劳力过剩，生产门路狭窄，所以工分很少，生活也很艰苦，这部分知青达到31.8万人。据上海市劳动局统计，1968～1978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人数为1112952人，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贵州等10个省的广阔地区。1968年开始，许多家长为使子女有所照顾，通过在农村的亲友，把子女送往家乡插队落户。1968～1972年，去江苏、浙江等省投靠亲友的下乡知识青年共有8.3万余人。

1968～1978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及分布

单位：人

说明：上海郊县有15.6万（其中1968年9.3万，1969年6.3万）名农村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回到所在社队务农，未记录入上山下乡人数。

至1975年4月，据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向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报告：当时上海在全国各地的知青人数统计情况，总人数计398908人（江浙等省回乡探亲及郊县插队农场知青不计）。

1975年上海知识青年在外省市上山下乡人数及分布表

单位：人

当对毕业生实行“一片红”上山下乡政策时，除有一批响应号召的积极分子外，部分青年和家长有抵触情绪。于是学校、机关、街道、里弄、工厂、企业举办学习班，开展“大批判”，制造政治压力，有的甚至采取强迁户口，断绝口粮供应等手段，逼迫动员。市红代会常委则带头上山下乡。铁路运输部门每天安排三个专列，有关部门甚至还动员海军舰船将知青从上海运往大连，再转运至吉林、黑龙江。1970年开始，上海市中学生恢复实行“四个面向”政策，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仍然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被分配上山下乡的部分知青及其家长不满。1972年8月29日，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向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反映：最近上访人数增加，尤其独生子女和多子女家庭全部下乡的家长来办（公室）申诉情况集中，平均每天多达100多人次。主要反映子女下乡后家庭发生父母患病、父母双亡等困难。同时社会上传言外地独生子女已调回。个别家长认为“同一个市革委会同一条路线，相隔一年就采取了两种绝然不同的做法”，要求“还我唯一的一个孩子！！！”但因上山下乡运动已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关系到“巩固无产阶段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根本大计，因此尽管有人不满，每年仍有大量的上海知识青年被送到全国各地。

1973年3月31日，有800多名中学生赴黑龙江边疆地区上山下乡，全市组织了10万人夹道欢送。1975年12月29日，市红代会在市革委会大礼堂召开“上海红卫兵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向1975届红卫兵发出倡议，要“以实际行动回击教育界出现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奇谈怪论，掀起上山下乡新高潮”。到上山下乡运动后期，每到年底都有一批知青返城不归。1974年底回沪探亲的上山下乡知青有91241人。1975年4月26日，市革委会召开各局负责人会议，布置动员返沪知青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另据中央文件，当时上海的中专、中技、半工半读毕业生一般按“四个面向”的原则进行分配。至1972年底，全市各大专院校在文革前招收的大学生基本分配完毕，共计分配毕业生21220人。

二、知青安置政策及其演变

凡在“文化大革命”中，去市郊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不包括回乡投亲插队的知识青年），政府规定发给安置费，主要用于修建住房，购置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下乡知青的单程路费、行李运费和第一年的生活困难补助。知青口粮，在下乡第一季度由当地粮管部门供应。第二季度开始，由生产队按社员口粮标准供应。吃菜由当地社、队分给每人自留地一至二分，供知青种菜。疾病医治，参加当地合作医疗，对少数重病患者，按照自力更生、各方资助的原则，除自己承担外，由合作医疗负担一点，家长单位补助一点，医疗部门减免一点，下乡经费补贴一点，共同帮助解决。

去外地农村集体插队的知识青年，除按国家规定拨发给安置费外，根据不同去向，发给每人不超过25～35元的行装补助费，并发给布票、棉花票和每人一顶蚊帐券。去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严寒地区插队的，供应草绿色的军大衣、棉袄、棉帽和取暖胶鞋。1973年又规定另外补助40元冬装费。下乡知青的单程路费按实支数报销。一般下乡的头一年由国家供应统销粮，由社队供应柴草或燃煤，并分给供种菜用的自留地，以后则参加集体分配，并辅以必要的照顾。去外省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一般参加当地农村的合作医疗，重病重伤的由安置部门统筹补助解决。对去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边远地区插队的，插队期间按规定享受两次探亲路费。去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林场、牧场、茶场的，生活由场部安排，工资待遇按国家规定办理。上海知识青年到全国各地农村上山下乡后，满怀激情地参加农村体力劳动，想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各地农民也给予了上海知青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多，土地少，贫穷落后，随着下乡知青的不断增加，也发生了诸如知青和当地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问题，知青和他们的家长生活困难负担过重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婚姻恋爱问题，知青在农村受打击遭凌辱的问题，甚至一些地区发生了对下乡女知青逼婚、强奸等严重摧残身心健康的犯罪行为，引起了知青及其家长的强烈不满，特别是林彪叛国事件后，上海知识青年普遍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

1973年福建省一位知青的家长“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大胆地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反映包括他自己儿子在内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艰难状况。4月26日，毛泽东给这位家长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复信后，中共中央于6月21日发出了［1973］21号文件，国务院也于6月20日至8月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的措施。此后，一批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被法办，上海下乡知青的情况有所改善。1973年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下乡知青中家庭生活困难的，由其家长所在单位给予补助，被称为“聊补”。还有一些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生活不能自给，需要上海家长接济。1973年下半年，组织知识青年家长所在单位，每年普遍对知青家庭进行两次访问，并对生活困难的家庭酌情补助。补助金额平均每户30元左右，补助面在30%以上。1973～1974年，合计补助2300余万元。1975～1977年，平均每年补助1500万元。1974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转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对市郊农村插队知青的一次性补助费由每人230元提高到480元。去国营农村的知青每人400元、分别由各县和上海市农场管理局统筹使用。对于插队知青的口粮、食油、须按城市居民标准供应。疾病医疗办法也有所改进。生产和生活用具统一由公社采购、发给。

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先对教育界进行了整顿，恢复了大学对工农兵学员的招生考试。1974年初，上海市教育部门组织16所大专院校先在安徽阜阳、江西上饶、黑龙江黑河、吉林延边、云南西双版纳5个地区试办业余函授教育。开设政治理论、语文、历史、农业生产、农用机械、医疗卫生等23个专业，招收学员2.8万余人，其中上海下乡知青约占50%。1975年，又扩大到大兴安岭、井冈山、宿县、滁县等地区，学员增加到6万余人。另有很小部分上海知识青年参加了全国各地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招生考试或被直接选送到大学学习，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1974～1975年，上海知青回沪探亲时，上海各区街道和企事业单位协作，举办电、木、泥工、农机维修、农药使用、医疗、缝纫、理发等560多个短期技术培训班，培训下乡知青1.6万余人。与此同时，1968～1975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编印《上山下乡》小册子43辑，共628.8万余册（其中资料61种，145万册），内容主要反映下乡知青的成长和他们的“先进”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组织近千人的写作力量，为下乡青年编写自学读物20多种，出版其他农村读物36种，合计284.3万余册。通过上海驻各地的学习慰问团向去外省、区下乡的知青赠送图书4批、41种；向上海郊区下乡的知青赠书4批、51种，共425万余册。从1975年6月开始，上海为江西、安徽、吉林3省安置上海知青比较集中、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地区，扶持创办了550余个小作坊、小工场。其中江西335个，安徽187个，吉林28个。以后又为黑龙江、辽宁、内蒙、云南、贵州等省、区协办257个。这些工场、作坊，有农机修配、农副产品加工、竹木制品、铁锅生产、制砖、缝纫、补鞋等为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服务等多种项目。这些项目推动了当地集体经济的发展，帮助知青克服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实际困难，吸收安置了1万多名生活比较困难、不宜参加农业生产的病弱青年，使他们中的不少人解决了生活自给问题。再据上海市劳动局统计，1968～1973年，上海市对安置省、区提供价值1600多万元的物资。到1975年，上海市给在各省农村的知识青年提供大小拖拉机7000余台、拖斗800余只、各类汽车50余辆，以及柴油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水泵和各种建筑材料等物资，价值5500万元，还提供无息贷款500万元，最后全部免予归还。

三、学习慰问团

1969年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提出“五七”干校干部“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农村、工矿和文教基层系统）借以驱散原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8月27日，市革委会召开动员大会，并层层分配指标。当时的口号有“四个面向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组成部分”、“四个面向是又一次路线站队”。结果，上海市革委会派出2000多名干部组成的“学习慰问团”（共分7个总团，55个分团，233个小组）分赴黑龙江、云南、贵州等上海知青安置地，既做知青的思想工作，又帮知青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与此同时，市革委会还与黑龙江革委会达成协议，派出1700名干部带着户口、粮油关系和16万知青一起去黑龙江“插队落户干革命”。1973年11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索要各省市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组长名单事宜，发出正式通知成立上海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1969年10月，上海市革委会曾成立市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军宣队张芳信为主任。1981年1月1日，上海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宣布撤销，其业务并入市劳动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任组长，黄克、吕美英，张芳信任副组长。

1973年11月10日，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由王一平主持并讲话。会议通过三条建议：（1）建议向各省派出由670名干部参加的慰问团，分头赴各省慰问上海知识青年，帮助当地安排知青的生活。（2）建议召开第二届送子女上山下乡革命家长代表会议。建议农口召开上山下乡先进分子集体代表会议。（3）建议上山下乡办公室增加一个大组，下设宣传动员，城乡联络、信访接待、办事4个小组，处理经常工作。1973年12月16日，上海市知青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上海的有关领导外，还有中共安徽省委、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讨论上海知青在外地的情况，还决定派代表去贵州研究上海知青安置落实问题。1974年上半年市委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学习慰问团”事宜，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了专题报告。当时，全市共动员2000多干部组成8个“学习慰问团”，分赴有上海知青的9个省（区），深入265个县、3782个公社，54.9万多个生产队及兵团、农林场，对46.8万多下乡知青进行慰问。至1975年“学习慰问团”的干部进行了轮换，具体安排如下：工交系统540多人去江西、安徽，少数去云南。科技系统50多人去内蒙、黑龙江。郊区系统50多人去云南。财贸系统90多人去贵州。文教系统100多人去吉林。市革委会机关和公安系统130多人去黑龙江。同时，市委决定：今后“学习慰问团”不再搞春节回沪整训，两年内，可分批安排干部回沪休假一次，为期20天。批示声称“学习慰问团”不仅是“教育干部、煅炼干部的有力措施，对坚持上山下乡的方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有重要意义”。以后随着知青的返城，这项工作也就自然结束。值得一提的是曾去黑龙江插队的那批干部，因上海方面不接收，暂只得转向安徽铜陵新桥矿、江苏大屯和张家洼，后又在三地待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陆续返回上海。

四、知青返城

1978年春，国务院批转文件，放松了知识青年病、困、退的限制，一些因本人身体健康，家庭困难的知识青年开始返回上海。不少身体健康的上海知青为了回沪向当地医院“开后门”获取假病历，当地医院也出于同情为其出具可返沪的证明。1978年10～12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知识青年政策做出了调整，终止使用上山下乡这一方法安置城市知识青年，要求对已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其间，上海出现了知青要求返城的游行请愿活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会见了知青代表，了解情况。团市委广大干部深入到第一线做疏导工作。与此同时，1978年12月4日，云南景洪东风农场4分场以全体上海知识青年名义致电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劳动局，要求为“广大知识青年平反昭雪”，要“回上海参加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要求立即派调查组去云南。1979年1月3日，上海市委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提出贯彻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因春节期间，各地知青回沪串联。1979年2月5日，即春节后第九天，上海发生部分知青（包括部分已在外地就业的知青）为达到返沪目的的聚众游行活动。当日下午，部分知青聚集到上海共和新路道口，部分人员竟采取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将上海通往南京、杭州方向的咽喉堵塞。6日凌晨，在国务院下达电话指示后，在有关方面的耐心劝说下才撤离现场，少数不听劝说者，被警察带入公安局，交通恢复畅通。这次卧轨使上海站29趟列车不能出站，31趟列车不能进站，滞留旅客8万多人，始发晚点和停运晚点累计达632小时27分，仅此一项损失219.56万元。2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电视广播大会，号召知识青年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全市各单位也要求知青家长配合做知青工作，稳定在沪知青情绪，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汪明章也邀铁路、公交、财贸、地区各方面的青年和回沪知青代表座谈这次事件的教训，要对青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共上海市委一方面做耐心的劝说工作，肯定广大知识青年赴外地上山下乡，为祖国建设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对他们不顾大局，集会闹事，造成严重后果，进行了严肃地批评。随后，上海从实际出发，研究了知青问题现状，加快了对知青问题的解决。1979年5月28日至6月3日，上海召开各方参加的统筹安排知青工作会议，确定“全党动员、广开门路、统筹安排、择优录用”的方针，在全市企业生产任务不足，增人指标有限的情况下，主要采取子女顶替、发展集体所有制（包括企业大集体、区建劳动服务公司、街道集体所有制）等方法，发挥各局、区的积极性，采取任务到局、区，条块结合，统筹安排本系统、本地区职工的回城子女。还具体规定，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退休、退职时，可招收1名符合招工条件上山下乡子女回沪“顶替”工作。对按政策批准回上海的知识青年，原则上采取“归口包干”的办法，以知青父母所在单位主管为主，规划组织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安排回沪知青，并承担安排部分父母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回沪青年。各区、县也广开门路，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安排知青。据统计，仅1979年上海就安排返城知青30.3万人，基本上解决了因知青返城带来的压力。至1983年底，“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除已在当地安排工作和已和当地职工、农民结婚成家者外，基本上回上海安排了工作。同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某些遗留问题作了善后处理。为适当帮助仍在外省区的原上海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解决其子女就读、就业方面的实际困难，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市劳动局、教育局、公安局、粮食局于

1989年3月21日联合发出《关于允许在外省区工作的原上海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子女来沪就读入户问题的通知》，规定仍在外省区工作的每户知识青年允许1名16周岁或初中毕业以上未婚、未就业的子女来沪就读入户，来沪就读入户的必须有知青在沪父母、兄弟姐妹做知青子女的“监护人”，自行解决住房问题。符合这些条件的知青子女，由知青和知青子女的“监护人”，向知青原户口迁出地所在街道、镇的劳动部门填报《申请表》，经区、县劳动局审核批准后办理来沪入户口手续。当年经批准来沪的知青子女35955人。1990年批准15205人。（转自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