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5日，为期3天的“2014中国知青文化博鳌高峰论坛”圆满落下了帷幕。该论坛在坚持民间性、专业性与开放性的同时，意在催生知青研究的新视角、新观点。在本届论坛举行的各种活动中，凸显专业性的“大会主题报告会”、三场“知青历史”、“知青文化”、“后知青”的分组交流会和闭幕前的互动访谈，围绕下列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
一、知青研究方法论探讨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化女士在大会主题报告会中发表《关于知青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思考》的演讲。提出了知青史研究对象的界定；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关系；知青、知青工作、知青运动的区别等观点。特别指出：“从深化知青史研究来讲，既不是单纯地发掘史料和考证史料所能奏效，也不是单纯地叙述过程和排列史料所能完成的，还是要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把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在全面把握这一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和具体分析，才能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同样，只有在全面把握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微观研究的‘点’才能选得更加准确，视野更加宽阔，分析更加深入。由此看来，在知青史研究中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相辅相成的。那种将宏观研究说成是‘宏大叙事’、‘对空喊话’的认识，恐怕有点简单化了。”
上海社科院金大陆研究员认为，不能把知青史简单地纳入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下研究。他提出把知青史纳入政治运动框架的同时，也放入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框架下进行研究。拓宽研究领域，全方位审视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
廊坊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安育中在大会上做《知青运动评价的新视角》的发言中，提出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评判”、“经济评判”和“人文评判”三种视角。从前两种评判出发，其结论都是否定的，而“从人文视角去评价，首先要体现对知青主体的尊重。他们是愿意肯定这段经历，还是否定这段经历呢？即使是遭受更多苦难的知青也愿意社会认可他们对社会的牺牲和贡献。把对一代知青人的评价和对这场运动的评价混为一谈，显然会伤害知青主体的感情和利益。”
辽宁知青刘继业在其论文《“正心”三态——漫谈知青文化研究之心态》中指出，知青研究只是回答一个问题：知青是谁——怎么生的？怎么长的？怎么没的？怎么看的？前三问是“史实”，后一问是“史论”。对于史实，肯定者与否定者各执一端。“各执一端”是一种常见的认识方法，允许有一个“沉淀”过程来最终显现历史的“核心本相”。“不执其端不显其事，不择其中不明其理”。对于史论，还是要讲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所谓三态，一是平等。官、学、民平等。三方各有所长：官显、学专、民真。同时三方各有所短：官易僵、学易空、民易偏。知青研究动力在民、规范在学、流布在官，唯有三方联手才能修成“显学”。二是自由。“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坚信自己观点的正确，同时去理解别人认识的“合理”，这是“思想力”健康强大的表现。三是责任。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对自己负责。
二、知青上山下乡之动因、历史地位及对城乡的影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室原主任郑谦研究员在其论文《“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下放的几个理论问题》中提出如下观点：“从总体上看，‘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当时严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是对社会主义扭曲认识的结果。具体来看，又可分为四个方面。”即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泛道德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当代回声、对书本知识正规教育的轻视和对直接经验的推崇、对城市化认识的滞后。以上四个因素都与阶级斗争扩大化互为因果，但单是其中一项或两项都不足以产生下放近2000万人的结果，而这四项的结合，特别是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结合起来，恐怕也只能产生这样的后果。
上山下乡运动的产生和形成，人民出版社编审陈来胜归纳为三个主要原因：第一，由于巨大的就业压力；第二，由于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第三，由于“教育革命”、“再教育”论、“文革”乱局。
关于上山下乡运动成败之原因，上海高博特公司董事长、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刚认为：这场历时十年的人类大迁移，本来就是一场逆社会发展史。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游牧、刀耕火种、农村定居、到城市工业化；一部社会发展史从来就是由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无知走向文明。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逆人类发展史，从城市走向农村，成为社会发展的逆流，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意愿。所以，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的论文《重读<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以批注的形式，对两书的重要段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体裁十分新颖。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之动因，上海交通大学的陆亚平则从知青的知识背景入手进行剖析。建国以来头30年的教育理念是“政治挂帅、重理轻文、重实践轻理论。”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人文学科泛政治化，社会政治历史哲学等学科标签化。实行于传统社会，并延续至民国的“修身”教育，被以革命的传统和理想教育为主的“德育”所替代。马克思主义宣传碎片化、简单化、庸俗化，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被搞得越来越狭隘封闭，造成知青一代思想的偏颇。长期的革命熏陶使知青们的思想方法格式化，表达方式八股化。如果说上山下乡运动有什么功绩的话，那就是朴实的农民把广大知青从革命的政治人“再教育”成现实的世俗人。而回归世俗的知青则亲手结束了乌托邦的上山下乡运动。
重庆知青文化研究会的贺岩把上山下乡运动兴起的原因归结为，共产主义思潮和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
中共上海市委第四巡视组组长、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阮显忠在其论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贡献》中写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延续和结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然而无论这场运动是如何发起与结束，参与其中的17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客观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为我国克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危机做出了重大贡献。二、为我国农村和边疆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知青的到来，给农村和边疆建设带来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广大知青以其文化知识和青春活力，与当地人民一起奋斗在生产第一线，为许多地方带来了繁荣和兴旺；知青的到来，给偏僻落后的农村、边疆带来了城市文明，打开了当地农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眼界，直接引导和改变着农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知青教师、知青医生等为当地人们提供的服务，不仅直接提升了当地民众的知识文化素养和健康水平，一些千年积下的陋习和病患，也随着知青带来的卫生习惯而逐步消失；大量知青来到边疆，不仅建设发展了边疆，同时在边疆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青年队伍，这支队伍的存在，客观上对边疆的局势起到了稳定的作用。三、形成了有理想、很务实、能战斗、愿奉献的庞大知青群体，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施改革开放和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黑河学院助理研究员闫晶提出，城乡联系是社会主义社会诸种经济与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打破了城乡相互独立和自我循环的系统，使城乡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同时也对城乡关系改善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她援引美国经济学家利普顿的观点认为，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穷人之所以总是穷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外国侵占了这些国家的利益,也不是由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没处理好,而是在于本国的城乡关系没有处理好。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促进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联系，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关系。这一联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还对协调城乡关系、消除城乡差别、推进城乡融合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原团中央干部林小仲指出，当我们彻底否定“文革”的时候，发生在那个时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应当被否定。但否定那场运动同时，不应该否定1700万知青在特殊年代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青春奉献。
三、知青上山下乡史实探究
新疆科委党组原副书记杨永青在其论文《整理知青史料是老知青的历史责任》中指出，整理各地知青史料是摆在老知青和社会工作者面前一项繁重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建议设立全国知青文化史料研究整理组织机构。
《知青上海》杂志总编周公正在其论文《关于云南知青大返城问题的再思考》中，整理出云南知青风潮十分详细的时间表；对事件产生的原因、参与的主体、发展过程中的节点和事件得以圆满解决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全方位的分析与思考。并对该事件的社会意义和历史地位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重庆版纳知青网的胡长安在其论文《试论云南知青返城运动得以善终的原因》中把云南知青风潮成功的原因归结为：群众基础及社会影响、1978年的中国处于拨乱反正的大拐点、云南知青的精英崛起和亡命精神、合法的抗争方式和客观条件。
云南知青歌曲研究会、昆明希地集团孙伟在其论文《搜集整理知青歌曲编撰出版<青春咏叹>的思考及其演进》中指出，知青歌曲，尤其是“地下”流行的那些被斥为“黄歌”、“反歌”的，是那个年代唯一实现了上述音乐社会属性的，与“文革”背景之下的“高强响硬”假大空的主流音乐形成了鲜明的比照。知青歌曲反映的是知青一代人世界观、价值观发生剧变的真实记载，是他们历经磨难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的真情表达。在少年向青年过渡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候遭遇的颠簸与重创，深刻、深远地影响了他们以后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价值观念等。同时，知青歌曲也是那个年代文化现象研究的重要佐证。知青歌曲，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不得不大量流传于地下的知青歌曲，大多是以声音形态存在于人们大脑皮层的，正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渐渐遗忘，连尘封都谈不上了。在今天，作为逐渐淡出社会主流的知青们，许多人已经永远的告别了这个世界，有的作者、歌曲提供者已经成为了歌曲集《青春咏叹》续集中镶着黑框的符号。那么那些歌呢？不可挽回的消逝了。等待后人要"评说"的时候，拿什么去佐证他们的“评说”？留住，比什么都重要！
云南省党史研究会杨新旗在其论文《上海知青对云南橡胶事业和边疆建设的贡献》中，用大量史实对上海知青做出了正面的评价。“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自1970年3月成立到1974年6月止，是云南农垦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期间，共接收安置近10万名来自上海、成都、重庆、北京、昆明的知识青年。其中，上海知青46000多人，占近一半，占全兵团18万人的四分之一强，他们和农垦老职工、兵团战士一道，开山劈岭，开垦种植橡胶25万亩，使云南省橡胶总面积达68万亩，生产胶片1.7万吨，比兵团组建前增加58%。在兵团管理的几年里，上海知青参加了水泥、化工、化肥、胶鞋等工业生产项目新建工作。在新建扩建中学16所，小学334所的讲坛上大多数是上海知青；在新建扩建的职工医院12所，149个卫生所（队）里穿着白大褂的大多也是上海知青。兵团改制后，上海知青主要集中在西双版纳等各农场，一直守望到1979年返城,他们亲手种下的橡胶林，成为云南橡胶产业的基础。截至2007年，中国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已达87.5万公顷，年产量达59万吨，种植面积和产胶量均居世界43个产胶国家的第五位。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天然橡胶产业体系，云南、广东、海南成为祖国的天然橡胶基地，天然橡胶产业已经成为云南的特色产业，在功劳薄上有上海知青的一份功劳。”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汤水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汤泽群，在其论文《知青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以1974年12月上海学习慰问团九江分团瑞昌、永修小组的联合报告为例，提出知青的婚姻形式不止是知青与知青、知青与当地城镇职工、知青与当地农民这三种，还存在第四种类型，即知青与知青输出地青年的婚姻。文章还基本肯定了当地政府为解决已婚知青困难所做的努力。文章的最后强调了要把知青研究的对象扩大到知青群体之外的观点。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林升宝在其论文《“文革”时期上海<青年自学丛书>述论》指出，知青运动进入1970年代，已不如前般的宏大，主因是这场运动依附于“文革”理论而形成的现实的不可持续性，如何使在“文革”运动中被赋予全新政治意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在“破”中而“立”，冲破运动中现实问题的束缚，达到维护毛泽东既定革命政治理论。《青年自学丛书》则是上海有关方面为适应知青运动形式发展而推行的一项人性化措施。
福建莆田青年作家翁志军在《一封改变中国知青命运的告御状信》的论文中，以大量的史实，叙述了李庆霖的告状信和毛泽东的回信对当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调整所起的作用。
四、知青作品、知青作家和知青文化
上海复旦大学范伟达教授在其论文《知青文化的文化自觉》中指出：什么是知青文化？广义的知青文化指的是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中通过社会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知青文化则特指知识青年在战天斗地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江西共青城、北大荒开发硕果、茶园梯田、橡胶林园、知青场馆等都是知青物质文化的成果；而知青组织、知青网站、知青活动、知青作品等则是知青精神文化的体现。文化自觉则是指明了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在当下价值观“多元”、生活方式“多样”的社会环境下，知青文化活动也呈现“山头主义、抱团主义、分散化、碎片化”的“多元”化倾向。因而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就十分必要。“不同”是“和”的题中之意。一体多元、价值共存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途径，也是知青文化活动的必经阶段。因而，知青文化自觉就需要有包容的思维、亲和的态度和辨证的方法。中国的传统历来反对“党同伐异”，主张“求同存异”、倡导“敬其所异”。在倡导主流文化，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的同时，也尊重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认识差异，共同为知青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做出贡献。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教授，旅游系主任刘晓航在其论文《论知青文化的分期和特征》中，将知青文化发展分为5个阶段即：第一阶段（50年代初—1980年）知青文化的发轫期即知青时代的知青文化；第二阶段（1980—1990年）知青文学的崛起；第三阶段（1990—1998年）知青文化热的升温与走向辉煌；第四阶段（1998—2008年）知青文化从辉煌走向低谷；第五阶段（2008年以后）全国各地知青文化热再度升温。
香港文化传播协会副会长、香港历史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张穗强和广州知青作家、文化研究学者冯国慈在其论文《海外知青文化的社会特征》中首先叙述了海外知青的经历：异地生存的艰险坎坷、发展空间受限、缺乏家庭温暖和晚年岁月凄凉。尽管如此，受过上山下乡洗礼的海外知青都十分乐观，十分坚强，从不后悔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他们对未来充满期盼，对生活充满信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知青都成立了自己的联谊组织，积极开展各类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大家相互关心激励，凝聚岁月情怀，支持祖国和家乡的发展，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文化交流，逐渐形成海外知青文化的鲜明特色，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论文还分析了海外知青社团特征：凝聚性、多层性、复杂性、互动性。最后，论文总结了海外知青文化的活动特色：爱国、包容、开放和商业化。
中国政法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教授郭继承提出，要评价知青文化现象，重要的是建立尺度和标准，那就是多大程度上有利于推进人们的觉悟、自由和解放。知青文化现象极其复杂，其中所包含的那种家国精神、奉献精神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今天实现民族复兴所应该大力肯定的精神。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在如何塑造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有理性判断的人等方面，还有值得反思和总结的地方。
上海工商银行高级经济师孟庆铭在其论文《知青精神是红军精神的延续》中，从历史、文化和现实的角度全面论述了知青精神和红军精神的内在联系，对知青精神做出高度评价。
原北京晚报副总编宫异娟在其论文《大力弘扬知青文化的正能量》中，把知青精神的核心总结为爱国奉献。并提出“探讨和研究知青文化，旨在弘扬知青精神不可磨灭的正能量，为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剑龙的论文《知青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论新世纪的知青电影》，向全体与会代表介绍和点评了21世纪以来国内拍摄的知青题材的电影作品。遗憾的是有不少电影绝大多数代表都是第一次听到（编者评注）。
辽宁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于立波认为，十八大以后，知青文化正从边缘文化向主流文化回归。
重庆知青文化研究会王茂久在其论文《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知青文化的特点和意义》中指出：知青文化的特点是两个时期的烙印和多元性。其意义为：记录历史、传承文化、为老知青提供精神乐园。
海南省宋庆龄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香港知青联会务顾问韩继光在论文《知青经历的思考》中从公正地看社会、客观地看别人、理性地看自己来解读知青人生。
黑龙江垦区梧桐河农场王春广在其论文《知青文化、北大荒精神与中国梦》中指出，在前后十几年时间里，他们留给北大荒的最宝贵的财富是青春、是知识和文化的传播；同时，在第一代北大荒创业者的言传身教下，知青们懂得了人生，增长了阅历和才干，使他们成为北大荒和我国各条战线的生力军。他们中有不少人成为社会知名人士，还有许多科技界、经济界、政界等各界的先进人物。多数人已成为本单位、本行业的骨干，更有的成为行业尖兵、国之栋梁！这就是凝聚着与共和国命运一同沉浮的一代人的坎坷经历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就是知青文化的内涵！
五、后知青时代知青组织、报刊、网站、博物馆（纪念馆）的现状及社会影响
黑河学院中国知青研究所副所长谢春河在其论文《试论后知青时代知青群体的社会诉求》中首先将知青群体进行解构，分为回乡知青、同乡知青、他乡知青三种，又进一步分为插队和插场两类。这三种两类知青对其下乡经历的感受与评价有明显差异。进入后知青时代，老知青群体分化为上、中、下三层，他们的社会诉求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上层，通过上大学、提干、当兵等途径进入社会精英层。他们社会诉求更多地是以天下为己任，展现出一种中国社会的正能量，大都去肯定知青群体的历史贡献，将知青生涯当做自己人生的重要时期。他们虽然在知青中所占的比例较少，但营造的社会影响却是巨大的。中层，这类知青返城后基本跟上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工作收入稳定，生活较为安逸。他们占知青中的多数。其社会诉求基本是辩证的，不过对知青生涯的记忆美好多于痛苦，这部分人中很多乐于将知青时代当做人生难忘的经历，通过聚会、博客、回忆录等方式加以表达，更加希望社会公允地评价知青运动的历史和知青群体的贡献。底层，工作无着落，收入偏低，活动不稳定。这部分人对知青运动怨气较大，将许多不如意归咎于当年的乡村苦难。其中一些至今仍旧生活在贫困线上的知青向社会提出了诸如当年工伤补助问题、提前下岗问题、工龄计算问题、给知青发放特殊补助等诉求。不过这个阶层并不像一部分人所言数量有多么庞大，通过知青研究所的调查数据，也就占知青总量的20%左右。不过他们最容易博得社会的同情，以他们为折射镜，成倍数地放大知青苦难和青春有悔。谢春河将后知青时代知青群体的社会诉求归纳为四种形式，即文学表达、史学表达、社会文化活动和向媒体述说。
镇江市知青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花有文在其《弘扬知青文化现实意义，发挥知青组织的正能量》中总结道：作为知青的社团组织，要不断深化知青活动的内容，不断拓宽服务知青的广度，不断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才能使知青组织对知青有凝聚力，对外界有影响力，对社会有贡献力，对自己保持生命力，这就是"组织联谊活动要与关爱知青生活相结合"给我们的启示。
杭州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筹）的汪泉、毛文源、诸向东在其论文《学习是知青保持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浅谈知青学习型组织建设》中，详细阐述了学习型组织建设是知青发展的客观要求、知青学习型组织的学习内容和方式、建设好知青学习型组织需要注意的问题，发表了很好的见解。
南开大学社会学教授白红光在其论文《知青网站生存现状评析》中分析了知青网站兴起的原因、所起的作用、类型的划分和质量的优劣。
上海神州调查数据中心的王礼民、宁波知青博物馆馆长叶亦通和南京张晓宁知青博物馆馆长张晓宁，都在论文中就国内知青纪念场馆的历史与现状，发表了调查数据和自己的见解。
六、知青与老龄化社会及养老模式
扬州知青联谊会负责人王家林的论文《知青养老现状调查分析及建议》，在概述了中国老龄化的普遍状况后，将知青养老问题从其中剥离出来单独讨论，着重强调老龄知青是整个老龄群体中的困难群体。并以原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四营26连、28连、30连的400名扬州知青返城后的状况为样本，进行调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特困户18人，占调查总数的4.5%；贫困户365人，占调查人数的91.5%；富裕户9人占调查总数的2.25%；富足户3人占调查总数的0.75%。文章再三强调政府应该承担起知青养老的主体地位。
重庆知青文化研究会王光慧在其论文《知青养老基地——知青所依、所乐、所为的归巢》中提出：所依——带着饭卡，再次集体落户到我们的知青养老基地，创建我们自己的候鸟式养生养老方式。所乐——开辟绘画、书法、摄影、篆刻、诗词、写作、舞蹈、音乐、戏曲、朗诵、电脑、中医、健身、厨艺、美容、手工艺制作等兴趣爱好小组，把我们的知青基地建成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理疗康复等多项功能的知青老年乐园。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养生健身、丰富知识、充实生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生活的品质。所为——在自愿和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开辟园艺种植和养殖基地，让我们大家在休闲中享受劳动和丰收的乐趣。为周边的社区、街道和农村的相关群体进行政策指导、技术咨询、知识讲座、课外辅导等有益社会发展、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使知青们老有所为，再继续发挥余热、奉献社会的实际中进一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劳动的成就感、荣誉感实现心灵上的老有所乐。
（博鳌组委会）
